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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令基层沮丧的是，此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案例在涉家暴案件中并不少见。有些受害者即使诉讼离婚，也会陷入“被家暴—离婚—施暴者忏悔—复婚—又被家暴”的怪圈。

阳女士对阿珊有着较为复杂的情感，专业素养过硬、基层办案经验丰富的她对“见苍生知疾苦”的案例已数见不鲜。比起阿珊，更让阳女士割舍不下的是阿珊的三女儿敏敏（化名）。“因为她是这个扭曲家庭里面，唯一一个为了保护母亲而对抗过父亲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尝试过救母亲和自救的孩子，但她的状况却是最糟糕的。”

重度抑郁、患有失语症的敏敏，最初根本不愿走出小房间，也不能和任何人交流。后在治疗失语症的过程中，敏敏患病的始末也逐渐清晰：作为目前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在学校接受了良好普法教育的女儿，从来不认可母亲“男人打老婆不是啥大问题”的想法。在她青春期身体逐渐强壮后，在爸爸又一次家暴母亲时，女儿为保护母亲勇敢地站了出来，与父亲肢体对抗，却没能得到母亲和妹妹弟弟们的支持与理解。

“其他孩子太小，最多在母亲被打后安抚几句。”而正因为敏敏对母亲的保护行为，反过来让若陷于洪水之中的母亲视敏敏为救命稻草，牢牢抓住她，将她当成了情绪宣泄的缺口。“她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对女儿吐苦水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那次肢体冲突后没多久，女儿就在多重压力下患上了获得性语言障碍。”

这名原本考上了高中，该和同龄人一起嬉笑怒骂“考试好卷好卷”的孩子从此失学在家。黑色幽默的是，也正因为她敢于反抗父亲的“过激行动”，反而客观上让家人们远离她，为她换得了单独的一个房间。

“我们将敏敏带回布置温馨的工作室进行干预，医生为她开了药并督促按时服用。”从夏到秋，经过四个多月的不间断治疗，敏敏逐渐恢复了语言功能，能够结结巴巴地与人交流，但交流对象仅限阳女士和意愿精神科的心理医生。

交流中，阳女士险些“越界”。

在一次看似“漫无目的”的聊天中，提起母亲祥林嫂一般的“苦水”，女孩哭着说：“我承受不了那么多，我也只是个孩子啊。”看着孩子因哭泣不断耸动的肩膀，阳女士温柔地询问她：“我可以抱抱你吗？”

孩子点头同意后，阳女士采用了心理学中严格规范的心理支撑姿势——从孩子侧面搂住她的肩膀轻轻安抚，但孩子在接触到阳女士手臂的那一刻，立即往她怀里贴，并用阳女士的手环住自己的腰，像只虚弱委屈的小兽一般，蜷缩在阳女士的怀里。

“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心里话，当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渴望喜欢的小物件时，她说有。”敏敏说，自己路过蛋糕店时，总会看着橱窗里可爱精致的小蛋糕，想象它的味道——因为她从来没吃过。

一旁的阿珊着急地对女儿说：“今年我一定给你买。”换来女儿漠然的眼神和话语：“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那我给你买！”彼时，这句话已涌到阳女士的咽喉处，又被她生生咽了回去。她脑中经过长期训练的警铃狂响，那个警铃叫“边界”。

“不仅是心理专家，我们公检法人员在听当事人主述案件时，也都是些‘分裂’状态。”多名受访者在不同案例中提过：

一方面，法律讲究法理和证据，作为公权力的代言人，司法执法者不能只听当事人的一面之词，甚至要首先带着怀疑的底色去分析对方话里的漏洞，以确认主述部分哪些为真哪些为假。“要把自己从案情中剥离出来，像一个监控摄像头或者测谎机，以上帝视角去工作。”

但另一方面，办案人员也是人，即使经过不断强化训练和案件脱敏，也难免会在办案时共情并将自己牵扯其中。“你很难做到工作与生活完全分离，更难做到法理与情理分得清清楚楚。”

“越界”的办案人员里，直面人性一线的警察最多。在我了解过的案件里，有抓捕瘾君子后、轮流照顾瘾君子家婴儿的缉毒大队；有抓捕小偷后，发现其事实孤儿身份，众筹为孩子买物资积极安置的派出所；更有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诸多真实案例——死刑犯的孩子被办理该案的警察收养并抚育成长。

谈到敏敏，阳女士情难自禁，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法理与情理、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究竟如何考量？这是直面基层百态的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3

此案中想要或已经“越界”的，或许不止阳女士一人。

从春到冬，办案人员就像修补被摔成碎片的瓷器，一片一片地、小心翼翼地重新拼凑，敏敏也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她从天天蜷缩在黑漆漆的小房间里，到愿意尝试与外界交互；她从沉迷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到主动提出自己想重返校园；她从觉得生活没救了，到会和阳女士探讨未来自己想从事的职业……

在多个积极信号下，医生与学校、教育局、社区等进行了多次沟通，准备好了复学评估、危机评估、安全协议和辅助材料等，为敏敏开具了《建议复学证明》。

“其实孩子的状况，我们鼓励她复学要担很大的责任和压力，尤其是开具建议复学证明的医生。”阳女士坦言，“为什么担着责也要这么做？因为药物和心理干预不是万能的，关键要让她先脱离恶劣的家庭环境，恢复她的社会功能。”但就像一棵重新发芽、努力生长的小树被拦腰斩断，转折来得措不及防——孩子鼓起勇气写了复学申请，母亲也签字了，父亲却百般阻挠。

对此，一名检察官无奈地说：“这就是公权力介入家事案件的矛盾之一——公权力主动介入家庭后，政府行为恰恰反过来被家庭成员的意愿绑架。”

“父亲不同意，敏敏和其发生冲突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他们全家都三缄其口。”而当阳女士再见到敏敏时，她不仅又无法说话了、还疑似精神错乱。敏敏出现了幻视的情况伴随行为异常——她用手抓饭吃，把很多卫生巾摆成阵法似的形状。

一名专家告诉我：“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不愿女儿复学，但如果阳女士们想刚性干预他，作为监护人的他有一万个理由让工作进行不下去。比如他可以说女儿状况不足以复学，比如他可以说他担心女儿口吃会被同学们霸凌。”

“且不说司法机关必须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不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给他扣上‘家暴’的帽子。那如果走公诉渠道呢？诚然，如果家暴造成了受害人轻伤以上的伤情，或者存在虐待家庭成员等恶劣情节，那么案件就可能转化为公诉案件。但公诉案件也需要收集证据，那又变成‘鬼打墙了’——家庭成员并不配合公安和检察院的取证工作……”

资料图，与本文主人公无关

就像“鬼打墙”。

从春到冬，从上到下，在这个家庭身上，不管是职能部门还是工作人员，都做到了尽法所能、充分履职，所耗费的司法及社会治理成本极高；且在逐步取得成效时，却被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们轻易“绑架”或“斩断”了。

一名已退休的资深检察官知晓案情后，忍不住感慨：“以前这种渣滓，我们当地公检法是可以抓去进行劳动教育的，都说社会主义改造人，现在却连‘公检法’这种‘牙齿部门’的刚性都没了——讲究恶人人权，真的几十年里被西方忽悠瘸了！”

气愤之余，他也在积极出谋划策。“试一试从男方处着手呢？这种人虽然无赖，但应该对强权有敬畏心理。那可不可以由公安摸排每逢社工找他时他躲哪里去了，去截住他进行训导批评。或者，既然女方执迷不悟要为他遮掩家暴，那能不能让关工委以‘不工作不抚育孩子’、‘家庭教育关爱不足’介入，或多个部门一起出动，找个理由把他拦下来，想办法带他去法治中心甚至看守所看一看，先对他的行为进行侧面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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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意见》共24条，针对基层反应的“家庭暴力证据标准”问题，明确了可以适用的证据辅证类型，再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要通过司法执法和社会救助程序逃出家暴泥潭的第一步，仍是受害者的意愿和行为选择。对此，一名法官告诉我：“法律没法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目前，当地政府已将敏敏送入全国顶尖青少年精神医院进行治疗。把该家庭定为社会治理高风险家庭，各部门给予高度关注，说服邻居们帮忙，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联络相关工作人员。并将于近期，由政法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动，对男方采取强行拦截、干涉其行为等举措。

“我们期待观察者网读者们的智慧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角度新思路，提出宝贵的建议。”受访者们诚恳地说，“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我们都会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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