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顾林垚博士和许纪霖等四位老师的讨论，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双方之间的讨论聚焦在“身份政治VS公民政治”的二元框架内，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是二者论争的主轴。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应对特朗普式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威胁和挑战。

但不同之处在于，许纪霖、刘擎两位老师认为过分强调特殊性和差异的身份政治造成了族群撕裂与对抗，所以他们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为基础。这事实上是要求回归普遍主义的公民政治话语，用同一性的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或补充差异性的身份认同。而林垚博士则是在为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做辩护，指出了同一性的普遍主义话语的局限性。这是双方争论的底层框架和逻辑。

对于这两种话语，笔者都不认同。自由主义局限于“国家/公民”的二元框架中，只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无视了不同群体在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结构性不平等。在这种公民政治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都在“机会均等”的词句中被合理化了。它与其说是要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遮蔽问题。

比如刘擎老师在论述过程中，虽然承认美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也引用了学者休斯（Coleman Hughes）的文章，对此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前提产生了质疑，即“BLM运动的口号，依据对警察对黑人草菅人命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可能并不像运动参与者认定的那么可靠。”

刘擎老师背后指向的观点是明确的，即这次运动不应该被赋予太多的种族色彩，而应该成为一场以普遍主义的公民身份为基础来反抗警察和国家暴力的斗争。他引用休斯的话说：“美国本来可以发起一场针对警察滥杀行为的抗议运动，但因为这种不可靠的假设，运动被过度赋予了种族元素，加剧了族群间的矛盾。”

由黑人弗洛伊斯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再次揭开这个国家的伤疤（摄影：JULIO CORTEZ，美联社）

同时，当自由主义者提出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身份认同的时候，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种公民国家认同的内核是什么？许纪霖老师提出：“身份政治需要一个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为限度。”那么，这个同一性的政治文化是什么？谁来定义？在许纪霖老师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讲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就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形成的所谓“盎格鲁--新教文化”，即“盎格鲁·萨克逊独特的新教文化传统，铸造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种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并没有把美国多元的移民文化或其他文化包含其中，事实上仍然是一种以白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排他性价值观。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公民国家认同，是一种高度排他和虚伪的意识形态。它和特朗普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只是相比于后者更加精致而已。

因此，在林垚博士两篇文章中，对许纪霖、白擎两位老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面对黑人在当下所面临的现实的结构性困境，而不是在反思身份政治的名义下解构黑人抗争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身份政治提出反思。在特殊主义主导下的身份政治只会加剧不同族群之间的撕裂，把嵌入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种族问题扭曲为单纯的种族问题，从而陷入无休止的种族内战中，在身份政治/反向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挣扎。

在对身份政治这种特殊主义的反思中，真正需要回归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公民话语，而是阶级话语。对黑人的压迫是嵌入在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因此黑人的反抗运动也应该跳出身份政治的视野，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机地联合起来，与其他一切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提出普遍主义的经济/政治诉求，成为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黑人的反抗就不再是一个“少数”族群的运动，而是一个处于“多数”地位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少数”剥削者的运动。这将会从根本上逆转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去革命化”和“去政治化”的世界，和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60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变革幻想。正如林垚博士所提到的，当下美国黑人确实面临着很多白人社会及其他族群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对于黑人来说，首先是要面对与挣脱黑人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但是，一旦黑人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就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每一个障碍，都是嵌入在资本主义整体性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它无法在身份政治那种特殊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得以解决——比如在这次“弗洛伊德骚乱”中提出的废除警察制度的要求。黑人从自身“特殊”地位提出的诉求，只有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反抗，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在近几年的黑人反抗运动中，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把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比如“黑命攸关”运动就展现出了一种激进姿态，它不仅将种族主义批判建构在对美国制度的整体性批判之上，而且“强调黑人社区的自主性，试图为全球社会变革提供更进步的替代性方案”。他们不仅把黑人的特殊问题作为分析和行动的切入点，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义的目标与诉求，例如实行真实的全民医疗保险，实现工人在公立和私营机构的组织权，建立住房、食品等合作社，结束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以及警察的去军事化等。这样的一些诉求，有可能会激发出白人底层群体的共鸣，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普遍主义连接。

当然，长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话语对黑人反抗运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民主党人也一直试图以身份政治话语来实现对黑人反抗运动的驯服与收编，使这种反抗运动既可以为民主党的竞选目标服务，又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支持黑人反抗运动，不代表不可以批评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是黑人反抗运动的外部威胁的话，那么身份政治则代表着对这种运动的内部侵蚀。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并不一定像林垚博士所认为的那样，会走向一个保守主义的方向；相反，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逻辑，黑人反抗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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