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今年4月，《写真地理》上一篇《“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试验报告》的论文，让人惊呼“民科”已经攻入学术阵地。不过舆论的热潮很快就散去了，因为民科年年都有，这次无非是登载在学术杂志上而已，且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学术杂志，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喧闹一时的伪科学论文

幸运的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只看表面，而是继续深挖背后的根源。经调查，发现该论文的其中两位作者，都是所谓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会员。该“联谊会”竟然在全国有38个分支机构，涵盖半数以上的省份，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其中30多人来自于境外。

北京市民政局经过调查和摸排，于近日将这一组织取缔。该组织在被取缔前出版过伪学术杂志（英文），多次举办未经批准的所谓学术会议，还批准制造过伪科学仪器，可谓是劣迹斑斑。

至此，该事件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该如何评价“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这样的团体，如何评价这样一种行为，目前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这说明“民科”们抱团取暖，开始扎堆发展以求扩大影响力。还有的人认为这说明了“民科”们掌握如果权力，将有多危险。

笔者则认为，自从成立非法组织起，过去大众印象中的“民科”就不足以再概括此类团体和行为，必须引入反科学共同体或者反科学组织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了。

“民科”与反科学组织

在“熟鸡蛋返生”这一事件初期，参与者看起来非常像“民科”。因为民科总是自创一套游离于主流科学之外的证明体系，从而能够使得一些现象，看起来好像突破了为人熟知的科学规律。该事件中，“熟鸡蛋返生”论文的作者就使用了试验旁观者人证的方法作为证明手段。

“民科”往往意味着伪科学，但是伪科学并不一定是“民科”。“熟鸡蛋返生”事件的整个过程与“民科”们的研究有很多不同。

回忆以往的“民科”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科”最喜欢媒体，在媒体不报道的情况下，则最乐于去管理部门。如果不被接受，“民科”们就会干扰学术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要求辩论。求知名度而非求利，是过去“民科”们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2011年，“民科”郭英森在北大清华打横幅，要求学者们和他辩论

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并不求太高的知名度，他们只要自己的“商业客户”相信这一套就行了。不仅不像民科那样，主动去最高学府“打擂台”，反而避免过度曝光。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媒体报道之后，“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的“事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典型的“民科”，哪怕被拆穿，也会坚持己见，觉得是自己被迫害了。

正是由于“民科”们真的相信自己在搞科学，是纯洁地进行科学研究。对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所谓的研究，家庭、事业、青春甚至健康都不要了。因此“民科”们往往行事比较极端，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例如“民科”李三清长期研究“大一统理论”以致于倾家荡产，为了表达对该理论不被科学届普遍认可的愤怒，他做了两件出格的事。一是砸中科院大门，导致被行政拘留，二是在一次直播中切掉了一根手指。

“民科”们的这些举动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这也说明了“民科”们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就潇洒多了，他们搞这些伪科学，只是事业已有大成之后的消遣罢了。

除了目的和心态之外，反科学组织和“民科”之间还存在手段的区别。典型的“民科”，喜欢用极其简陋的科学工具去完成重大的科学目标，因而更加显得知识浅薄。

“熟鸡蛋返生”等文，通常行文比较严谨，论证粗看自洽，格式更是与典型“民科”的文章有霄壤之别，因而伪装性要强得多。这样“熟鸡蛋返生”就很有可能骗过国内外的中低端学术刊物，将自己伪装成学术论文。

“民科”们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单薄论证过程与反科学者区别极大

反科学组织与“民科”存在这些区别的根源在于：“民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而反科学者是有组织的，而且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反科学共同体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共同体。

同样是伪科学，每个人的作伪方法是不同的，为什么反科学者能互相认可并抱团呢？我们大概能推测到，是权和钱起了作用，这些反科学者依靠伪科学共同体，更有可能把自己的伪科学作品包装成科学，从而转变为更多的权和钱。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民科”掌握权力不得了。但明白了“民科”与反科学者的不同就会发现，真正可能掌握权力并用以为害的，其实是反科学者。

传统“民科”已然势微

2012年以后，传统的“民科”影响力逐渐变小，近年来的伪科学事件其实多是反科学者所为。为什么“民科”会式微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谈谈“民科”的兴起。民科本人的实现欲过于强烈、崇尚科学的基础教育、尚不健全的科普文化以及宣传机关普遍不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共同造成了这一现象。

我国的义务教育至今仍极其崇尚科学，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因素影响较少时，中国的小孩子普遍想当科学家，这就为“民科”的出现预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过去相当长时期的科普文章，只强调科学家们的努力钻研、不问世事、灵机一现和对国家的贡献，却忽略了他们在学术上的积累、交流、天分以及对科学的贡献。

这些在报道大数学家陈景润时体现得最明显，至今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位顶级的数学家还是那个灯下奋笔验算、离群索居、四十岁还不想组建家庭，但又给中国争了光的形象。

陈景润被过去的宣传抽象为灯下默默奋笔攀登数学界珠穆朗玛峰的形象

一些受教育程度不深的人盲目简单看待这些宣传，甚至只看到这些宣传中科学家性格怪、孜孜不倦和为国争光的内容，认为自己也性格不好、能忘我投入，因而也能为国争光。

而部分媒体呢？一方面确实有少数是同情“民科”们倾家荡产搞“科研”的精神，但更多的主要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撺掇甚至组织“民科”去找科学工作者，甚至是著名科学家打擂台，至少能做几期的新闻，显著拉动2-3天内的收视率或者报纸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