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长久以来，很多美国人持有坚定的自信，相信“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美国是最强大的”。最近两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直接冲击了这些坚定的自信。

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在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方面是全球表现最差的，从自信满满的“最好”“最强”榜首，直接跌入了“最差”“最弱”的榜尾。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发生了“国会山事件”。在美国人心中，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落后国家、“邪恶”国家的，譬如委内瑞拉，想不到具有“最好制度”的美国也会发生。

今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不仅极度混乱，而且美军还没有完全撤出，它扶植了20年的亲美“民主”政府就垮台了。而当年苏联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后三年，扶植了10年的亲苏“不民主”政府才垮台。最强大的美国竟然表现得不如解体前夕的苏联。

面对这些冲击自信的现实，美国人感到震惊困惑。为了解释现实和自信之间的不相符，多数美国人是在表层找原因，譬如把防疫不利归咎于某些官员专家，把冲击国会归咎于特朗普支持者的鲁莽，把阿富汗问题归咎于“帝国坟场”和一些具体负责的官僚。

也有少数人会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反省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政策形成与执行过程。极少数人会深入到价值观层面，反思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是否有问题，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上构建的制度是否有问题。

当自己的观念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盲目地固守自己的观念，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冲突；只有很少数人有勇气和能力挑战自己的观念，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方法来修正自己的观念，使自己的观念能够与时俱进地发展，进而指导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取得进步。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盲目地固守自己的僵化观念呢？少数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种盲目性的呢？当一个国家固守僵化观念的时候，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需要用什么方法来克服？目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中的各种巨大变化对人的固有观念造成的冲击是极为强大的，个人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大变局？国家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大变局呢？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关于固守观念的现象，政治学、社会学有过很多分析探讨，但我想先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更为“科学”地分析这个现象，然后再以此反观这个现象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探讨如何解决其负面影响的问题。

固守观念的神经渊源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教授史蒂芬·诺韦拉[1]，从神经科学和心理科学的角度，指出人类思维的一大特点是“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这种思维特点，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进生存，但也含有陷阱，其中一大陷阱就是使人在剧变的世界中不能作出相应的观念改变，而是固守观念。

所谓“模式识别”，就是人可以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识别出“模式”来。譬如，树叶飘落，苹果坠地，石头滚动……这些杂乱无章的运动，被人通过“重力”“加速度”“质量”“引力”“摩擦力”等等的力学模式化，变得易于认识了。人通过这样的模式识别来认识世界，还利用这些认识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譬如根据力学理论创造各种工具，改进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在模式识别的过程中，人会对模式产生真实的感觉，认为这些模式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这些模式化的信息经过大脑的处理，会在人脑中构建出一个“内在现实模式”（internal model of reality），这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人自己认为的现实，人相信这个“内构现实”就是客观现实。

如果这个“内构现实”非常接近客观现实，它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现实中的问题，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但是，如果“内构现实”远离客观现实，那么它不仅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会将人导入歧途，跌入陷阱。

譬如化学中的“燃素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7世纪时，人们认为燃烧的火是由细小活跃的微粒“燃素”构成的。但这种“内构现实”不符合现实，人们被导入歧途，忽视燃烧时空气成分的变化，无法解释金属燃烧后重量增加的现实。在这样的陷阱中，人无法用燃烧理论来指导有关燃烧的生产活动，改善人类的生活。

要想避免陷阱，需要对头脑中形成的自认为现实的“内构现实”进行“现实测试”（reality test），以便否定“不现实的认识”，从而构建更接近现实的“内构现实”。诺韦拉指出，否定头脑中的“不现实的认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从神经学、心理学、生存适应进化等多种角度展现了“不容易”的原因。

形成“内构现实”的大脑活动主要是在新皮质（neocortex）的额叶（frontal lobe）部分进行的。新皮质是生物从低等向高等进化过程中最晚出现的大脑皮质，额叶更是智力进化的高级活动领域。理性思维是在这里进行的，它也负责调控更原始的情绪管理中心“杏仁核”等结构。

这里只是谈到额叶功能的几个方面，整个的图景更为复杂，图片来源：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情绪有更加古老久远的历史，是更为原始的脑活动，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和更高的效率。这种高效率很多时候可以产生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结果。譬如，人在遇到危险时会产生“害怕”情绪，使人能够立刻快速采取行动，逃避危险。

在狩猎时代，快速逃避猛兽能够大大提高生存的机会。当看到丛林中草木异常晃动，害怕里面藏着老虎的情绪会使人立刻逃跑，而那些缺少害怕情绪、理性思考是否真有老虎的人，则不会立刻逃跑。如果里面真是藏着老虎，受情绪驱动的人得以逃跑生存，而受理性驱动的人则很可能丧生。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能在情绪驱动下快速逃跑的人获得了更大的生存机会，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基因，通过“适者生存”的规律，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类。

情绪驱动的强大力和高效率，还和情绪能够产生的满足感相关。当人情绪活跃的时候，人脑中与情绪相关的神经元释放的某些神经递质就会增加，使人得到“满足”的感觉。这就使得情绪驱动行为具有了生理动机，而理性驱动行为则缺乏这样的生理动机，因此情绪具有了更强的行为驱动力。

有的时候，人还会突然“丧失理智”，直接为情绪支配。耶鲁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艾米·安斯顿（Amy Arnsten）等发现，面对压力时，人脑过度释放各种应激激素，阻碍前额叶调控“杏仁核”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

图片来源：Linkreseach.com

诺韦拉认为，在形成“内构现实”时，一方面理性思维进行了构建，另一方面大脑会赋予其“意义”，会获得“情绪化”的感觉，成为了“信念”（belief），也使人对其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