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2017年的最后一天，国民党“大佬”，曾先后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以99岁高龄，正式接受台湾第三大（有称第二大）基督教系统灵粮堂体系重要创始人周神助牧师主礼的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

无独有偶，新年伊始，台湾当局的“元首”蔡英文与“首脑”赖清德分别前往玄天上帝庙和龙山寺参拜，被台湾媒体认为是祈福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财源广进”。

2018年1月，蔡英文在玄天上帝庙参拜

事实上，在台湾，自蒋介石以来，政治人物与宗教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究竟仅仅反应了政治人物的个人宗教信仰，还是另有深意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国民党当局与宗教的“爱恨情仇”

众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一名基督徒。事实上，国民党自创党伊始，党员中就有不少基督徒。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宋耀如、徐谦等，都是基督徒。惠州起义参与者中更有30%属于基督徒。而蒋介石为获得宋家的政治支持与宋美龄成婚之前，也按照宋家的要求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至定都南京后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后，逐渐支配中国政治经济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三家均为基督教家庭。

1947年“行宪”宣言中，蒋介石公开称“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1947年的圣诞节....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在当时的国大代表中，基督徒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蒋介石在教堂参加礼拜

蒋介石读圣经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中基督徒的高比例现象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当局就因此而特别优厚基督教而压制其他宗教。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其宗教政策归根到底还是为维持其统治而服务的。

在基督教方面，国民党当局祭出“护教反共”大旗，要求在基督教内建立“亚洲基督教护教反共大会”，由身兼国民党要员的成文祥、张静愚等教内人士组织各教会团体积极加入，事实上接受国民党的旨意行事。而对于“不听话”或者“不积极配合”的基督教团体或人物，国民党当局照样会毫不留情的打击。

现在被认为支持“台独”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事实上在50年代因为能够有效配合国民党的“护教反共”策略，而受到了当局支持鼓励。至60年，因为退出普世教协、成立台湾基督教联谊会和坚持闽南语布道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矛盾后，随即遭到打压。即使如有“总统御用牧师”之称的周联华牧师，仅仅因为在60年代表达了对长老教会举行百年庆典的支持，就受到国民党情治机关的严厉警告，以致其毕生不敢再言政治。

到了李登辉掌权时代的早期，这种情况亦未能改变。李登辉因为具有长老教会教友身份，一度被彼时因提出“建立新而独立国家”而与国民党当局公开对立的长老教会高度期待。然而就在其执政的1986年，却被曝出了国民党情治机关拟定一份“长老教会黑名单”，详列该教会内部对其执政形成挑战的“问题人物”，一时令社会哗然。

李登辉、赖清德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东门巴克礼纪念教会。（中评社 赵家麟摄）

在佛道教方面，国民党政府早在大陆时期即制定《监督寺庙条例》和《寺庙登记规则》。这两部法条对佛道教寺庙的设立和运行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规定，常使寺庙感觉“寸步难行”。特别是在同为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因为有外国势力撑腰下，国民政府迟迟不敢颁布相应的教堂监督条例，使佛道教界颇有异议。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对佛道教的控制有增无减。不少僧人初到台湾后不久，即因莫须有的“通共”罪名遭到刑讯关押，这其中就包括极负盛誉的星云法师。人间佛教在台湾最为重要的继往开来者印顺法师被迫承认自己毕生心血《佛法概论》“隐含共匪宣传毒素”。而证光法师更被诬陷遭到枪决。其后，国民党当局又通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派遣身兼僧道与党工身份的人物掌权，实际上控制了佛道教体系，迫使各庙宇道馆与宫庙对其效忠。

星云法师

但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于政治以外的宗教事务又确实给予了开放与包容。特别是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在整个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发展迅速。佛教四大法山慈济、佛光山、法鼓山和中台禅寺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台湾当地原生的小小寺庙茁壮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精舍遍布全球的宗教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