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二：各政党的民意支持率 “平均化”

迄今为止，德国联邦议会的政党结构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

在1953年至1983年的30年间，联邦议会主要有三党（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1983年绿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三党格局”随之成为历史；1998年后，原东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SED）在两德统一后经过更名（“民主社会主义党”）和重组，成功跨越5%门槛，打破了之前的“四党格局”；2015年夏“难民潮”之后，极右的民粹政党“选项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2017），不仅开启“六党议会”阶段，还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每次议会政党组合的变化均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有关。譬如，绿党的诞生源自上世纪60/70/80年代大规模的“和平”、“生态”和“女性解放”运动；左翼党进入联邦议会则与德国统一这一历史事件有关；选项党的“拔地而起”则离不开默克尔颇具争议的“难民政策”。

理论上说，议会中的各党为民众及国家利益计，在竞争的同时，也应该彼此合作，包括联合执政。毕竟，参选的政党都受到宪法的认可，或最起码未被宪法禁止和取缔。但是，无论是绿党、左翼党还是选项党，它们作为新党入席后无不遭到议会中老党“在民主框架或名义之下的非民主式”排挤。

绿党长期被视为议会中“反传统和反规则”的“极端异类”，被保守阵营排斥在联合执政的可能性之外，直到上届大选才出现松动；同样，左翼党因“政治成分不好”（东德共产党继承者），选项党因其“反欧疑欧”和“排外”的立场，至今都遭到其他主要政党程度不同的排斥和拒绝。

以往这种“政治挑剔”之所以还能成气候，是因为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左右阵营中的老大地位非常突出（从民意支持率上看）。它们只需要在自民党和绿党这两个议会小党中挑选一个相对“志同道合”的，便能形成议会多数，完成组阁。如，1998-2005年施罗德的“红绿”内阁，2009-2013年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的“黑黄”内阁。

但是，随着大党支持率收缩和议会六党格局的形成，这种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为了保证施政稳定，默克尔的四届内阁中有三届选择了第一和第二大政党之间的合作，即所谓的“大联合政府”（GroKo）

如今，德国的政情再次发生变化：社民党在左营中的“老大”地位很有可能会被绿党超越，“选择”和“被选择”的地位或许发生逆转。保守阵营的“老大”联盟党虽然还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离传统的“35%+”支持率还相距甚远。

根据德国不同民调机构8月9日和11日的调查结果，联盟党的支持率在23%至25.5%之间摆动，而绿党则徘徊于17.5%至20%，社民党在16略有回升（19%），自民党（FDP）12%和选项党（AfD）11%，只有左翼党（die Linke）比较落后，仅获7%。

最新民调还呈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大部分选民（55%）希望更迭政府。这个数据让人联想到1998年和2005年大选前的情况。当时，民调也展示了类似的结果，并在大选中得到了应证：1998年，施罗德的红绿政府把执政了16年的科尔（Helmut Kohl）拉下马；2005年，执政不到两届的施罗德被默克尔取代。

这次选民求变心切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中国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可目前德国左右营中的“老大”显然自身都不够硬，加上其它政党支持率相对“平均化”，所以，传统的“两党联合执政”格局恐怕难以为续，下届德国政府很可能要由三个政党（“一大二小”）组成。除非联盟党和绿党在成为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后能自成多数，学习默克尔时期的“大联合政府”模式，重演“强强联手”。

如果这样，德国将再次出现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强政府、弱议会·”局面。

看点三：“世纪瘟疫”和“大洪水”阴影之下的政治抉择

一年多来，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深深影响了德国社会的个个层面。在“抗疫持久战”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彼此应如何相处，各级政府和政府精英也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次“炼狱”之旅。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是决定它们今年票仓亏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共有16个州。这次的疫情令德国现行的政体架构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病毒不识国界，更不用说州界，所以，抗疫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跨州的迅速反应；另一方面，德国的公共卫生领域，与教育、文化、警务等领域一样，主要是州事务，联邦授权有限，干预的可能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政治设计“漏洞”，原本为维护各州利益而设置的“州长联席会议”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联邦政府一起，共同协调并制定抗疫措施。

在第一波疫情（去年3月至5月）中，德国政府在抗疫战略物资储备方面暴露了明显的不足，但联邦与各州的这个临时抗疫机制却成效卓著：疫情在政府采取了停摆措施之后很快得到控制，德国因此成为欧盟内的抗疫“模范生”。

在朝的各政党以及第一线政治家获得很大的政治红利：默克尔的个人威望再次如日中天，抗疫政治新星（如卫生部长施帕恩、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等）冉冉升起。如果此时举行大选，联盟党（Union）笃定大胜。

然而，进入6月后，虽然也有个别科学家和政治家警告病毒还在，不可掉以轻心，但随着第一轮防控措施的凑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来，政府此时即便对疫情未来的发展不敢过于乐观，也无法继续要求民众继续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

就这样，德国人开始到处旅游度假，返回时带回了新的感染源。随着秋天的到来，病毒开始“秋后算账”，第二波冲击开始了。

这时人们发现，防控措施一旦放松，再收紧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里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1）第一波抗疫成功后，官民中的“轻敌”思想比较普遍，对病毒的“恐惧感”减弱。2）各州政府认为已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出于各自政绩的考虑更愿意独收抗疫红利。

所以，“联席会议”虽然照常定期举行，也形成各种决议，但每次会商的时间越来越长，达成一致越来越艰难。如此“博弈”出来的决议必定是妥协后的结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顾各方，实质不痛不痒，收效甚微。

结果，“限制”措施实行了数月，病毒照旧在泛滥，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民众被限制得精疲力尽，虽然还在勉强配合，但已怨气滔天，渐渐失去耐心。

第一波中相当成功的抗疫政治机制也因此失去了公信力，此前的抗疫政治新星几乎尽数失去光泽，加上联盟党中若干政客被曝利用自己的关系做“口罩”生意，以及在订购疫苗和快速检测剂过程中存有严重失误，所以，在朝各党在民调中纷纷折戟，反对党的威望大幅回升。

最后，总理默克尔不得不弱化甚至搁置原有的“联席会议”机制，通过联邦议会立法的方式将抗疫指挥权收归联邦政府。

目前，德国的疫情通过数周的“硬核”限制措施已明显好转，但秋天大选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在夏日休假之后是否会像去年一样出现大规模反弹、以及疫苗的接种是否能顺利进行等因素。

还有就是最近德国西部等地发生超级洪水。灾后的重建和纾困措施是否奏效，也将影响到大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