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社会党的变异和最终解散，“1955年体制”终于瓦解。日本共产党虽然奋力走出低谷、站稳了脚跟，但是单凭一己之力已经不能对自民党构成有效制衡。在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日共仅获12席，与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的313席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日本左翼力量出现塌陷，使得日本保守右翼政客变得有恃无恐——以前不敢说的话，现在敢说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现在敢做了。

通过修宪让日本拥有军队的政治主张，放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会被直接骂死，当时可没有政客愿意为这种言论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然而在4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政治主张，却被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自民党领导人当作拉拢选民的工具而津津乐道。真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日本左翼力量怎么就塌陷了呢？这要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去找原因。“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党带有比较明显的阶级立场：自民党代表传统政商门阀等既得利益者；日共代表无产阶级；而影响力高于日共的日本社会党，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因此，“1955年体制”可以大致理解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联手，对传统政商门阀构成有力制约。

当然，这种格局与日本战后的经济格局相关：日本财阀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受到打压，其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图所示，日本GDP在二战后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稳定增长时期（1951-1969，1975-1990），在这段时期内，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收入都在提高。经济稳定增长与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增加几乎是同步的过程：在1989年的第15届日本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改选部分取得的议席倍增，导致自民党首次失去参议院的过半席次。

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使得日本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产生改变。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财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优先保护自身利益，比如在税收和劳动法上做点手脚，保证自己的大企业能够稳定盈利。而小资产阶级缺乏实体企业经济实力的支持，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成为菜板上的鱼肉。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雇员由终身雇佣的正式工沦为合同工，甚至临时工，“一亿总中流”这类口号已经没法再提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逐渐下降实属意料之中。1996年日本社会党走向瓦解，原先的许多支持者转投民主党等多方势力。日本社会党蜕变产生的社会民主党，现在的影响力还不到日共的零头（日共的《赤旗报》好歹还有高达120万的订阅量），在2017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仅获2席，沦为议会中最小的政党。

可以说，小资产阶级在日本政坛已丧失大部分影响力，而在日本经济环境中的处境也非常不妙。有个调查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日本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劳动者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66.9%的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最后一名。回答“想在新兴企业工作”的日本人为32.1%，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60%【8】。

为什么日本人缺乏创业意愿呢？这还真得从经济环境上找原因。日本的综合性财阀同时控制金融业和制造业，与政府的关系极其密切，接受政府的扶植和保护。财阀派出得力人员参与政府金融部门的管理，或者吸收政府官僚加入垄断集团要害部门的运营，乃是一种常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肥水往哪里流简直一目了然——支撑一个独立于财阀之外的大型企业尚且不易，做创业企业就更困难了。所以，日本虽然属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但是从未培养出美国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这样的科技创业中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政坛走向保守，恰恰因为日本的经济格局走向保守乃至封闭。就整体而言，日本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很差。日本政商两界有影响力的大家族，早在旧日本帝国时期、甚至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形成势力。

在政界，日本前首相、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是个典型的例子：麻生太郎出身名流，母系祖辈中高官辈出，父系则是著名财阀，并与皇室联姻【9】。母系的高祖父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外曾祖父牧野伸显为大久保利通次子，官至外务大臣、宫内大臣、内大臣；外祖父吉田茂是牧野伸显女婿，二战后曾五次担任日本首相。而父系的麻生家族是九州著名地方财阀，以采矿业起家。曾祖父麻生太吉被称为“煤炭大王”，后以多额纳税人资格当选贵族院议员；祖父亦名麻生太郎，早逝；父亲麻生太贺吉继承祖业，二战期间曾强征数万名中国、英国、荷兰等战俘进行生产，赚取超额利润，战后出任财界重镇九州电力会长、日本煤炭协会会长等。就凭投胎得比较有水平，麻生太郎要钱有钱、要人脉有人脉，尽管政治才能平庸，却得以在自民党内呼风唤雨。就连身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也得让着他几分，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和团结的对象。

麻生太郎：尽管放马过来吧！要知道，我拼的不仅是爹，还有太爷爷和太太爷爷！

在商界，以三井、住友、三菱、安田四大商社为代表的财阀，早在19世纪末就已成型。由于日本财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及经济后援，联合国驻日盟军司令部将财阀视为“促成战争的经济基盘”实行财阀解体政策。但这些财阀在战后仍以企业集团的型态再度集结，其集团经营的事业至今掌握着日本大多数的经济市场【10】。

从普通日本人的视角来看，这可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社会。说得通俗一些，如果你的太太爷爷当年没有发迹，你现在可能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日本人而言，个人努力能够企及的上限是医生、律师、教授或者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要比日本活跃得多，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侯建国（现任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中国商飞董事长金壮龙等高级干部，都是在没有家族背景的前提下、通过自身工作业绩取得成就，这在当今的日本恰恰很难实现。

说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许多日本年轻人为何会沦为毫无朝气和进取心的“平成死宅”——他们觉得努力也没用、一生难翻盘，索性看破红尘，直接拥抱电子游戏和充气娃娃去了。

日本政坛未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还是要到日本经济中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最有力工具。倘若抛开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去谈国际关系，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日本长期经济停滞的大环境下，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已趋于瓦解，社会民主党还能存活多久都很难说；顽强战斗的日共气节可嘉，但在缺乏经济力量支持的情况下难以挑战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希望之党等保守派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说穿了都是跳出来单干的前自民党高层干部，很难说政治立场与自民党能有多大差别；自民党凭借财阀支持，并利用在野党的不团结，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稳定执政，形成“1955年体制”之后的另一种稳态——姑且称为“日本新常态”。

然而，与缔造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1955年体制”不同，“日本新常态”的突出特点是颓废与保守：政客与财阀结合得愈发紧密，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优先保障既得利益者。日本很难出台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因为任何触碰到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提议都会被否决，不会转化为社会政策。所以今后的日本政坛将充斥“空喊改革、而无实质性改革”的烂戏。

从2008年起，日本的人均收入一直在缓慢下降；与此同时，财阀们的吃相越来越难看，以致临时工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劳动人民的未来不容乐观，剥削加剧与少子化的作用相叠加，使得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很难超越父母一辈。

“日本新常态”下的自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毫无建树。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政客总要想出些点子来拉拢选民。于是，依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走民粹路线来唱戏，便成为一种廉价路线。戏码倒也简单：自民党政客会不时跟中国搞点小摩擦，然后向日本国民宣传“中国威胁论”，将自己粉饰为捍卫日本尊严的硬汉。

在“日本新常态”下，就不应该对中日关系抱有任何幻想。中国要做的就是排除外部干扰，以最快的速度增强综合国力。“日本新常态”会将日本引入漫长而痛苦的沉沦，只要中国埋头发展、妥善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在综合国力上形成对日本的压倒性优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就会掌握中日关系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日经中文网：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538-2017-10-23-04-42-21.html

【2】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m/gj/2017/09-25/8339590.shtml

【3】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伪满建国忠灵庙旧址

【4】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wiki/岸信介

【5】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cn/石原慎太郎

【6】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无神论人口

【7】维基百科：https://ja.m.wikipedia.org/wiki/安保闘争

【8】参考消息网：http://www.chinanews.com/jingwei/06-19/49145.shtml

【9】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cn/麻生太郎

【10】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cn/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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