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赛、周佳琦】

4月15日，由美国前任拜登政府做出的“把韩国列入‘敏感国家’”的决定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韩方研究人员如果需要访问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实验室，需要进行提前45天申请和额外的安全审查。令人意外的是，自今年1月拜登政府做出决定开始，韩国都未通过官方渠道得到该通报，而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得知自己被列入“敏感国家及其他指定国家名单”（SCL）。

作为美国布局东亚的一环，同时是名单中唯一的“盟友”，韩国方面感受到了极大了落差。目前，韩国国内正值总统提前大选，政界、商界、舆论界等对此持续发酵。“敏感国家”事件既反映了美国新旧政府交接和韩国混乱政局下的外交不对称，同时也映射了美韩关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尹锡悦政府亲美外交的后遗症

4月4日，韩国宪法裁判院通过总统弹劾案，尹锡悦成为韩国第二位被弹劾的总统。自其2022年3月上任伊始至被弹劾下台，尹锡悦政府一边倒地倾向美国，全面推行价值外交，在能源、军事、外交、产业等各个领域紧跟拜登政府步伐。

而此次被能源部列入“敏感国家名单”，则变相地宣告了韩国价值外交的破产。

更糟糕的是，本该出面和美国斡旋的尹锡悦因为“12.3”戒严令被罢免，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权力却四处受限，尤其是外交权限。目前，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面对美国政府的“闷头一棒”，韩国精英和民众们似乎到这一刻才认识到，尹锡悦种下的“孽”远比他们想象地要多。

自从尹锡悦全面推行价值外交以来，韩国过度依赖并深度绑定美国，包括在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等方面，紧跟美国步伐与中国“脱钩”，致使在日后的政府谈判中掌握的筹码愈发减少。

以三星集团为例，三星整体股份占比中，外国投资占比45%，对比之下本国投资只有16.2%，其中贝莱德基金（BlackRock Fund Advisors）凭借持股数3,444,030占据5.01%的股份；再以支柱产业汽车和半导体为例，2024年，韩国对美汽车出口总额达347亿美元，出口总量为143万台，占所有对美出口总额的27%，位列第一；第三大财阀公司SK集团早在2022年就宣布旗下各公司将在美国本土投资500亿美元，新建半导体、清洁能源和生物能源产业。

韩国三星公司股份占比情况 来源：三星SDI

可见，尹锡悦在执政期间大幅度将国家经济倾向于美国资本，间接导致特朗普执政之后对韩国施压有了更多胁迫的筹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之后谁上台，都要做好心理准备——接手尹锡悦给韩国留下的“烂摊子”。

所以，这种持续性的亲美政策，使得今日之韩国再难有筹码能够谈判。

事实上，韩国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从被列为敏感国家开始，韩国就始终没有停止对美交涉。3月，产业通商部长官安德根访美斡旋，请求解除敏感国家，但未能达成目标。韩国各方继续努力和美国进行沟通，仍旧无法第一时间对接美国政府。

究其原因，问题首先还是在韩国国内。在旧总统被罢免，新总统未选出之际，韩国国政运行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从去年12月开始到2025年6月，韩国将有近半年无法有效处理外交事件，“敏感国家”事件就是代表之一。

在如今特朗普强制征收关税政策，持续加压韩国汽车、半导体产业的局面下，韩方仍旧无法派出有效谈判代表进行交涉。对比之下，日本首相石破茂在4月16日派出亲信率团赴美协商关税政策，甚至被特朗普破格进行会谈。这一消息引起了韩国各界的密切关注，韩国方面也在谋求通过美韩同盟的谈判，来调整对美政策的预期。

美国对韩转变的态度值得玩味

对于将韩国列为能源安全敏感国家，美国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研究机构的安全问题。随着“敏感国家”事件而展开的“核武装论”不断发酵，部分在野党坚持认为美国此举与韩国国内的“核武装论”有关，而执政党方面也有人强调，韩国应具备“核潜力”。因此，“拥核”问题再次成为韩国国家安全的议题。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尹锡悦，韩国“拥核”舆论的上升，也跟他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在执政的中后期。

一方面，面对近年来朝鲜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与核武器研发，韩国本身缺少与之平衡的军事筹码，致使国内“拥核”情绪日益紧张。根据《2023年统一意识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赞成拥核的舆论达到最高（71.3%），但从2022年开始已经进入下降趋势，这主要受到韩国国内政治因素和自主研发核武器问题开始得到公众讨论的影响有关。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韩国“拥核”是维持半岛核平衡的重要手段。甚至在尹锡悦执政期间，许多国民力量党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或明或暗地表示过支持韩国“拥核”的想法。这种情况导致了韩国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出现了一股——韩国应该“拥核”的“自我催眠”。

韩国赞成拥核的舆论变化，2014年9月至2023年4月 数据来源：《2023年统一意识调查报告》

然而，韩国人显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美国也存在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直以来，美韩同盟被韩国视为两国关系的根基。其实，美国对韩国的信任问题始终存在，特朗普的关税打压也好，将韩国列入“敏感国家”名单也好，胁迫韩国提高军费也好，其实都显示出美韩同盟的高度不对称性，更体现了历代美国政府继承下来的对韩政治倾向。要知道，上一次韩国被列入敏感国家名单，正是因为朴正熙触碰到了美国的红线——尝试自主开发核武器。

即便是在拜登政府时期，表面上与尹锡悦政府交好，助其打造“全球枢纽型国家”的外交标签。事实上，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美国依然表现出对韩国强烈的不信任，通过替代政策的方式强制韩国选择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

在拜登政府时期，对韩国“拥核”的民间舆论打压，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拜登政府明确拒绝此项提议，要求韩国不得“拥核”。但作为替代选项，与前国家安保部次长金泰孝商讨建立“核资商小组”，以美国定期派遣核动力航母的方式代替韩国独立研发核武器，间接平息韩国“拥核”言论。作为回应，金泰孝在2023年龙山总统府NCG（核资商）会议表示：“我今天相信，韩美延伸威慑是充足和确定的，因此韩国不必考虑单独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