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禺】

布兰登·费舍和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美国电影《良医妙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约翰·克劳利的两个孩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庞贝氏症，在二女儿的一次濒危抢救后，约翰冲动之下飞去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求见庞贝氏症研究专家罗伯特·斯通希尔教授。

斯通希尔教授为约翰一家的真诚所动，决定辞职与约翰共同创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庞贝氏症药物的研发。为了给新公司拉投资，约翰不得不克服一系列困难，甚至频频惹恼不通人情、极难相处的斯通希尔教授，全力以赴和死神赛跑……

《良医妙药》剧照

这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著名电影，展现了约翰·克劳利为找到庞贝氏症的治疗方法而进行的奋斗和牺牲。

今年初，美国国会的《生物安全法案》将中国药企药明康德列为打击目标，立法程序至今仍在推进。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组织BIO的CEO雷切尔·金第一时间表示了反对。但一个月后，风云突变，BIO换了领导。

新上任的CEO正是电影中那个约翰·克劳利（角色与真人同名）。3月12日，药明康德宣布自愿脱离BIO。紧接着的第二天，克劳利撤回前CEO反对《生物安全法案》的意见，支持该法案并将终止和药明康德的合作。

充满戏剧性的是，克劳利为救治女儿创立的药企，就有重要产品是和药明生物合作生产的。这被药明康德看成是与他关系好的证据，在对外宣传时还曾讲过这个故事。

“生物技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当务之急”，这句话在克劳利上任后成了BIO优先事项。

出于这样的观点，克劳利表现出公私分明，尽管许多议员和业内人士都反对把小院高墙的做法用于医学，这毕竟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但曾为女儿的疾病奔波的克劳利，似乎并不认为人道主义应该高于国家利益。他上任后，对此不赞同的BIO高层大量离职。

克劳利领导BIO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成员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从中国合作伙伴那里转移已上市药物的生产，这一调研结果推动了《生物安全法案》在立法程序中被修订，对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的“宽限期”从2年延长到8年。

生物技术领域对行业外的人比较陌生，不少人是在医药基金的投资中，才第一次听到药明康德的名字。但这家企业在业内举足轻重，就凭一个数据便能说明问题——药明康德参与了美国四分之一药物的研发，可想而知这是什么概念。

药明康德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是如何在过去二十年里取得成功的？这家为美国市场生产了大量药物，为美国人的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又是如何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们要立法打击的目标的呢？

等待药企的两个悬崖

2016年，作为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反对辉瑞与艾立建这一史上最大的医药企业合并。桑德斯痛批，辉瑞交易是为了避税的“不爱国”行径，并指责辉瑞的裁员和削减研究经费，特朗普则表示：“辉瑞带着大量工作离开我们国家，仅这一点就令人反感。”

特朗普和桑德斯所说的，是指合并后的新公司会迁往避税天堂爱尔兰都柏林，这能让已经落户纽约166年的辉瑞节约很大一笔税金。这和裁员与削减研发一样，都反映了当时全球制药行业的深层变革。

二战后，药物研发曾迎来“黄金时代”。政企校的联手，军队对抗生素、血浆的新需求，私人医疗保险的普及，都是这一年代制药行业大步扩张的动力。

当时美国的制药行业，远没有成熟，这就需要政府来输血，给钱、给地、给设备、给资源。为了开发新的抗生素，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药企当时“不差钱”，能够自己引领药物的发现与开发。

但制药行业的好日子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因为有两个悬崖正在前面等候。

一个是“B轮融资悬崖”。随着行业成熟，美国对生物创新药的扶持会更多考虑产业整体的财税优惠，这对双创小公司来说就远不解渴。但靠风投来买单，小公司的容错性又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B轮融资悬崖”指绝大多数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都撑不过B轮，相比大药企，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有限。

但大药企也在面临收入增长的停滞和成本上升。这就要说到的“专利悬崖”。药物一旦专利失效，竞争对手就会以更低价格生产，企业收入因此大幅跳水。

一种趋势渐渐形成，每当药企发现药物所需的新化学实体（NCE），他们的估值就上涨，而每当有专利失效，他们的估值就下跌。

但与此同时，研发成本不断攀升，转化为治疗用药的周期、药物审批时间却都越来越长。药物研发到投向市场的平均周期已达15年以上，耗资十多亿美元。

专利失效、政府价格管制、仿制药的竞争都不断蚕食着药企的营收，压缩着利润空间。由于医疗保健GDP占比高达17%，美国两党博弈医保降费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谈判降价、提高药品供给，减少独家权、设置国际参考价格等控制药费的政府措施先后出台。

而在财政压力下，美国政府的经费支持也在减少。

辉瑞这样的巨头也开始面临收入困境了。

辉瑞与艾立建的合并，可以说就是对“专利悬崖”等收入困境的一种应对。当一些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新治疗药物已进入开发后期，大药企就会出手收购，同样是基于此的考量。

除了裁员、并购与避税，美国医药行业面对这两个悬崖，又开始采取另一种战略。

那就是合同研究外包（CRO）和合同加工外包（CMO）模式。药企不再由内部完成所有工作，而是将研发工作外包给具有相当科创能力但成本更低的专业公司，这些专业公司也大都由前药企高管或科学家创立，而这一产业也渐渐从美国、西欧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特别是中国的大学能够提供大量高技术水平的毕业生。当然，这些中国公司并不会止步于做研发外包，也会向药物发现和开发迈进。

要理解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从何而来，必须先理解上述这一大背景。

药明康德诞生记

1993年，默克公司的科学家博德温，也被公司提前退休了，尽管他拥有180多项专利，曾研发出许多赚了大钱的突破性药物，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畅销药物胃舒达。

不情愿的他将注意力转向当时的一种新的组合化学技术。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克·斯迪尔与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威格勒开发了一种新技术，能以比传统方法更低的成本，快速合成出数十万的小分子化合物。用传统的人工合成方法，一位化学家每年只能合成25-50种化合物，从中要筛选出可能入药的先导化合物。

可用的化合物数量不足，是当时新药研发面临的瓶颈。在药物开发过程中，从筛选到体外试验、动物试验、直到临床前试验，尝试数千甚至数万个化合物，最终可能只有1个成功。

博德温和几位默克的同事，想把这种技术商业化。1993年3月，博德温团队成立了美国药典公司，并签了独家授权，获得了这一技术的专利应用授权。哥大斯迪尔教授的几名博士生加入了这家新公司，其中就包括李革。

作为早期的CRO公司，美国药典乘上了医药研发外包的东风。前面说过，生物技术公司力量小，甚至多数撑不过B轮，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内部建立全套新药开发职能，美国药典这样的外包公司能在新药发现与化合物授权许可上提供合作，为他们节省资源，补齐短板。

尽管生意节节攀升，但美国药典的工作非常耗费人力。要制得不同的化合物，需要不断用不同试剂重复一个复杂化学过程。为了降低价格，最明显的办法是把化合物生产搬到低成本的地方去。东欧和印度都是CRO人才套利的市场，而中国也要加入到这一版图了。

美国药典预测化合物结构的编码方法，在当时非常超前，印度还没有人这么做。由于李革的中国背景，他与博德温一拍即合，为什么不降低成本，把这些工作挪到中国去？博德温和李革于1999年动身前往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太湖水，这家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国有集团，被认为最具潜力。太湖水有化学领域的生产经验，比如一项业务是生产绿茶提取物销售给美国食品企业作为原料。尽管博德温和李革在考察后都认为，将部分工作迁往中国可行又经济，但董事会却疑虑重重，选择按兵不动。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也并不是如今的经济强国。

李革和博德温决定自立门户，他们创办了药明康德。李革从美国药典辞职后出任CEO，博德温则成了新公司的董事。李革的妻子赵宁也是哥大的化学博士，她也加入了丈夫的新事业。太湖水集团也出了资金，公司落户无锡，也是为了靠近上海又靠近太湖水总部。在当地市政府的慷慨支持下，药明康德享受用地优惠和部分税收减免。

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赵宁夫妇

成立后的第一年，药明康德招聘了48名员工，其中27名有博士学位。2001年12月，李革拜访了第一位客户。药明康德的第一位客户最终敲定为默克公司，也就是美国药典几位创始人的老东家。药明康德第一个真正的大合同则来自美国药典的化学部门，美国药典的管理层不愿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但并不介意外包业务给李革的新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