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党中央高层找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也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要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正确思想转化为全党全军普遍接受认同的、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还有很长一段路。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于百忙中在窑洞写就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组织起来》等，对全党全军同志而言，不啻是焕然一新的一次伟大的认知革命，也是中国人思想史上由古代、近代迈入现代的标志性篇章。

时近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邀请著名学者谢茂松同志重读毛泽东同志延安时期这几篇光辉著作，细细品味，含英咀华，有利于提升我们在新时代面对种种困难挑战时的思考力及战胜敌对势力的信心和勇气，并一起深情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图自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三篇经典著作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王明的教条主义挟共产国际之威，在党内还在流行。王明的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本身没有得到理论的提升。

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组织、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党内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以当时的《解放日报》为例，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而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

193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只剩下数万人，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员已迅速发展壮大到近百万人，但新党员有各种成分，新党员思想的纯洁性教育问题变得突出，还有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也同样变得突出。

此外，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早在1939年，国民党就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加以封锁，到1942年更是加强封锁。日军则在1941—1942年对华北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些成为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加强党内教育、整顿作风的工作，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巩固内部”的工作，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遇到几次重大困难、危机，每次都能通过调整、改变而转危为安，并迎来下一阶段的发展、壮大。如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4年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进行长征，在湘江血战之后四渡赤水，最后到达陕北，进而在西安事变之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再次激发出其内部的强大生命力，创造性地找到全党通过教育、学习来整顿、改变党的作风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作风的整顿、改变包括“学风、党风、文风”，都“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每个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

整风运动期间，晋察冀军区直属部队参加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改变了干部队伍的作风，锻炼了党性，带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极大提升。全党通过思想、路线的高度统一而形成了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为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彻底清除，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毛泽东作为全党政治领袖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达到了应有的统一。延安整风的干部教育学习的成功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成功的路径依赖。

改造我们的学习（节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从学习入手，成为党的传统、惯例，成为后来成功的历史路径依赖。

毛泽东指出当时党内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三个缺点是“极坏的作风”。

其一就研究现状而言，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周围环境，即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方面,还没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而是“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

其二就研究历史而言，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近百年的还是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是漆黑一团。很多人是言必称希腊，却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所以，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与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都是不浓厚的。

其三就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言，只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抽象而无目的，不会用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会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结果造成理论和实际分离。“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这样在学生中所造成的一种反常心理就是“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当年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教授的书本政治学、书本经济学问题的批评放在今天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