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秋北】

本周一在北京举行的“完善‘一国两制’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对香港政改有了明确方向，自然涉及到香港的变与不变。

《基本法》第五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是我们一直理解的“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包括两部分，一是资本主义，一是生活方式不变。

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打算让香港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产生“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是为了求同存异，而不是制造矛盾。即便是在经历了一场颜色革命之后，中央也无意改变这一方针，只是通过完善制度、落实原则来解决“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资本主义有程度之分，极端资本主义社会，又或是裙带资本主义，都不是理想的资本主义形态。早在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便发表了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香港位列所有地区的榜首，大部分财富都由大财团垄断，而大部分新增财富都由大财团占有。

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好处，主要建基于自由放任下的逐利行为对社会生产力有激励和促进作用。然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香港，是大财团透过其固有的资本优势“吃老本”，以剥削劳工而非促进生产力来维持其经济利益和地位，高地价、高租金窒碍了所有行业的发展，导致香港经济无法转型，产业无法升级。

如何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让社会重新回到能促进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这是不变之中需要变的部分。

我认为维持某种制度不变并非“五十年不变”的宗旨，民生福祉、生活幸福才是“五十年不变”的意义。香港要发展成为一个兼顾民生、经济、公平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要避免走向极端资本主义，需要制衡和约束资本垄断形成霸权。

作为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自然是抵制的，于是累积下来的民生问题、深层次矛盾就成了“灰犀牛”，暗藏着庞大的反动性，是极具颠覆能力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垄断集团为了转移矛盾，常用的障眼法就是暗中勾结反对派，制造政治麻烦，和中央较劲，以维持资本垄断。反对派只是表皮，大财团才是核心，2019年这场暴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改变香港现状，唯有依靠强而有力、能担当、肯作为的政府，以行动来改变现状。面对实力悬殊的大财团和小市民，政府如何自处？是否愿意以官民协作代替官民对立？如何避免那些带有严重偏见的媒体或资本代理人的片面之词，掩盖民间真实的声音？肯不肯让民间在政策上有更多参与？不是表态上的参与，而是真正动手的参与，让民间分工，成为政策落实的一部分。

政府要有培养爱国爱港民间领袖的格局，持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让民众得以有效组织和动员起来。事实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对深圳提出的要求，同样也适用于香港。

“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要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人把政制焦点单纯放在三场选举上，即特首及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及区议会选举。实际上，更多实权落在了港英回归前刻意留下的咨询架构，以及各个独立机构、法定组织或专业团体手上，正是它们直接影响日常运作和接触市民。最新近的例子有大律师公会，它在其专业领域上有着接近于官方的公权力，但却能不受任何约束。这类组织本身，也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