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短短一段论述，有着万马奔腾的反驳：假如有个人群在商业上、技术上和军事力量上都非常发达，那就不是野蛮人。更何况近代西方是建立了一种“先进的文明”，领跑世界，而非仅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优势。再者你无论如何不能说一九七零年代西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是带引号的野蛮人……

西方人——至少是其中的开明人士——拼命把自己往野蛮人里归堆儿，就造成了知识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相当一部分西方史学家涉及中国时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对所谓“野蛮人”产生共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典型例子包括著名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匈奴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的征战和败亡》一节。吉本写作那大部头时，正值大英帝国的盛期，而且在当时来看，日不落帝国会是长存的。那么，按理讲，不应该是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惺惺相惜，产生强烈认同，故而对胆敢进犯帝国者同仇敌忾吗？不！吉本对匈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讴歌匈奴人的英勇与悲壮，为其命运惋惜，抓住一切机会暗示，始终是匈奴让汉朝人畏惧和折服，而非相反。

西方视角中永远扮演中国“征服者”角色的“野蛮人”

由此可见，那一荒谬的、虚假的二元设置，自诞生以来，就对一部分敏感的西方人产生了真实的心理作用，它早就飞出纸面，刺痛人心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是观察西方汉学家们在作品中的立场与认同感，尤其是那些鼓吹“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之辈的情感认同，看到的现象一定会是非常有趣的。费正清，拉铁摩尔，魏斐德，都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立场？

另外，西方人的“野蛮人认同”也不限于史学界，而是在精英群体里四处泛滥，反倒是淳朴的红脖子们不知道这些混乱的玩意。也就是说，那种自艾自怜，竟成了精英们所拥有的一种知识上的特权。

神学是底层逻辑

作为现代人，自然要追问，如此这般的理论，有什么论据？是什么样的史书、文献与考古发现支持这些论点？

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西方学者们说：

因为中国人是那样认为的。

随即补充说，鉴于中国人的那种重度种族主义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所以竟是有道理的，是野蛮人们不得不低头接受的。

例如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的政治体系——现代化与传统》，在第一页“引言”一上来就是：

“中国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的继承者，完全可以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早早实现的种种创造，诸如书写的文字、精巧的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水稻种植、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只是那些成就中较为杰出的几项而已。因此，对于把自身的形象定位为中央王国，即中国，或者，鉴于世上的人类全是不那么幸运的群体，所以自认为是孤悬在他们之畔的实体，中国人心安理得，那倒也是理由挺充分的。

从十六世纪开始，渴望进行贸易和扩散其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出现了，因而被看做是对帝国的和平与和谐的无益侵扰。中国政府简单地粗暴拒绝了西方人的友好姿态，因为，很明显，无知的野蛮人不可能对天朝帝国的福祉有啥裨益，而且实际上还可能造成危害。但西方人是执着的。他们在一系列武装对抗中相对轻易地击败了中国人，起点则为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

到43页，《中国传统》一章中出现了“野蛮人问题”一小节，该节第一句是：

“barbarian一词在这里用于意谓任何非汉人而与汉人交织互动的中国人群体（any non-Han Chinese group that interacted with the Han）。那些群体中，有些是非常开化的（civilized，也可翻成文明化）的，虽然大多数都不是。汉人对他们有多种称呼，大多带着贬义（pejorative connoctions）……”

不是，金德芳是说十六世纪时跑来明朝的欧洲人也是“非汉的中国人群体”吗？还是她暗示，当时的明朝人是那么认为的？

身穿明朝服装的传教士利玛窦

这套理论真正的荒谬之处在于，一种观念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它自己是事实；某个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认识，不能作为证据，去证明那种自我定位和自我认识是一种事实。

按说，任何高中毕业生都不难明白上述简单逻辑。然而为什么大量的西方精英，包括基辛格那样的智者，全掉在迷魂阵里？

美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82年出版的《自世界的中心——追寻关于中国的真相》，不小心泄露了真相。在该书扉页上写道：

“他们（中国人）曾经知道自己是天朝帝国的居民；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称其为上帝的儿子。由在文化上落后的人民包围，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某种特选的族群，并非由上帝选中，而是因了他们优越的成就。外国人被知悉为野蛮人。而中国的土地称为中国，即中心王国。它曾是一片被照耀的领土，曾是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全球化本部；一言以蔽之，它曾是世界的中央。”（They knew themselves as the resident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their ruler they called the Son of Heaven. Surrounded by peoples less culturally advanced,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a kind of chosen people, chosen not by God but by virtue of their superior attainments. Foreigners were known as barbarians. And the land of China  was called Zhongguo, or Central Kingdom. It was a luminous domain, the global seat of civilization and of ethical conduct; it was,quite simply,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其他西方作者全都采用“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相信”一类说法，让“中国人的观念”带有主观色彩。唯独伯恩斯坦泄露天机，指出中国人不是“以为”，而是“知道”，至少在闹革命之前“曾经知道”。

伯恩斯坦告诉我们，革命前的中国人知道得可不少，他们知道关于世界的原则性的“truth”。他那本书的副题为 “ 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truth一词，在汉语里，按照语境，时而翻译成“真理”，时而翻译成“真相”，因为在英语里truth同时表达那两种意思，真相即真理，真理即真相。因此，存在着关于中国的“真理”与“真相”，而中国人曾经是知道的，只可惜闹革命让他们变傻了。其中包括一条：

Foreigners were known as barbarians.——“外国人被得知为野蛮人。”

即，中国人是把外国人作为野蛮人去知道的，当他们遇见外国人时，有人告诉他们，那些外国人是野蛮人，于是中国人知道了真理与真相：外国人都是野蛮人。

所以，并不是中国人“以为”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一切非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然而实际上西方人并非野蛮人。相反，中国人是“知道”，心里头亮堂堂的，由真相和真理永恒照耀着：包括西方人在内的非中国人就是野蛮人。

那么，当然就会引来追问：谁让中国人知道的？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以及，中国人知道的真理与真相，是怎么来的，由谁创造的？

根据这套理论，真相只有一个（话说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基督教的观念，中国文化从来不认为真相只有一个，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于是，我们面前就只剩下了一种事实：那一切都是主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