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英良】

全球“去美元化”正像一场民族国家自发自觉的“避险运动”风起云涌。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月2日报道，伊朗银行计划将引入卢布、土耳其里拉、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等货币纳入新外汇系统，以减少美元限制伊朗央行的国际结算。此前，伊朗已经将人民币和欧元、阿联酋迪拉姆并列为其三大外汇货币。据伊朗金融论坛报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伊朗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占比已经达到21%。

12月22日，彭博社发表题为《突然每个人都在寻找美元的替代品》的文章，文章指出，苦于美元的过于强势和美元武器化威胁，很多亚洲经济体正在尝试去美元化，如孟加拉、哈萨克斯坦和老挝都在与中国协商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印度也宣称要推动卢比国际化，并且和阿联酋开启了双边支付机制，此外，印度还在模仿SWIFT开发自己的支付系统等等。

各国对美元的反叛，首先源自于美元霸权以及美元已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2022年2月，美国采取冻结外汇储备的办法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让不少国家感受到了全球美元货币体制下的威胁。

与之关联的客观事实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价值以及美元资产的实际吸引力已经下降。在今年初，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业务中占比持续下降；各国无需SWIFT的结算系统如雨后春笋一样被投入使用；全球数字货币方兴未艾。由于与中东国家结构性矛盾激化，美元的石油之“锚”已经出现动摇，黄金在各国央行政策的分量陡然增加；美国面临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爆发时，美联储肆然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QE）政策，推动通胀和美元资产泡沫向全球蔓延；在美国采取紧缩政策遏制通胀时，又给金融体系脆弱的经济体造成金融动荡。

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美元的信用近年来已经受到了极大地削弱，今年以来全球出现密集减持美元国债风潮：2022年，日本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9月所持美国国债环比减少796亿美元，持仓降至约1.1万亿美元。截至2022年9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9336亿美元，环比下降382亿美元，创2010年6月以来新低。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且理性的选择

美元是美国的法定货币，在二战后取代了英镑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美元就成为了美国霸权与实力的一个政治符号，这种符号以及实际功能随着美国综合国力以及具体国家间竞争关系变化而出现变动。目前看，美元与美国霸权呈现出相互加持、相互推动的螺旋，美元虽然一家独大，但全球货币围绕美元而展开的分化运动始终伴随，在全球货币市场中始终存在“去美元化”的现象。

目前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元体系下的全球化。在金融结构方面，货币的国际地位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尺，在全球各大地区，无论是从贸易计价、大宗结算，还是从外汇交易或从外汇储备角度来看，美元都扮演着主导性货币的角色。美国视中国为霸权“挑战国”，并定义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货币领域是美方始终捍卫的“一亩三分地”。随着中国在贸易及投资等与全球的融合逐步加深，也理所应当地会寻求匹配本国经济与政治地位的货币权利。由此，中美竞争有了新的维度。

客观讲，中国曾在一较长时段内受益于美元货币效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意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香港渠道运作人民币“出海”换取大额外汇（主要是美元）以便利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的“外包—贸易”为主的全球化早期道路，使得大量初级制品开始由中国生产（外包代工），中国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实施出口加工，以出口贸易赚取外汇美元。在近半个世纪的生产中，中国积累了海量的美元，出于对美元财富保值增值的需要，中国较长时期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中美在这一领域形成了较深度的相互依赖，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稳定。

尽管存在相互依赖，但是中国并未利用这种依赖在诸如涉台等议题上进行反制，获取特定的战略利好。中国的发展本身受益于美元货币体系，而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中国如果动用这一手段，就可能产生“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后果。

同时，中国也积极利用丰富的外汇开展对美直接投资。中美在这一领域缺少规范，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规范中国投资，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试图阻止中国在美实施对军民两用技术以及战略性资产的收购，只容许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有助于美国就业，而非让中国通过美元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

在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出现断崖下降，在2021年就没有发生单笔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还在不断加强国内的增量立法，形成了可对中国投资实施介入的法律体系，获取新的执法依据，以增强本国主动性和自由裁量权。

这些立法包含了此前的1950年《国防生产法》、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1977年《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1988年《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1992年“伯德修正案”、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2012年《马格尼茨基人权法》、2020年《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美国对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经贸活动的可干预渠道和契机逐渐增多。

通过这些法案，美国政府及执法机构可以迅速地以各类理由制裁特定的跨国公司或国家实体。中国扩大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且理性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从东盟到非洲大陆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元就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最重要的锚定货币、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交易货币、最主要的救世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首要冲击的是全球市场对美元的路径依赖，这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趋向“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比较漫长，要实现目标有赖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同时须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领导力。而根据实际，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先方向。

2014年成立营业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东兴试验区）东盟货币结算中心。 罗盛/摄

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直观地表现在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市场的权重变化。2014年2月，人民币取代了瑞士法郎，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

根据2022年1月SWIFT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在主要货币的支付金额排名中，美元、欧元、英镑分别以40.51%、36.65%、5.89%的占比位居前三位；日元占比降至2.58%，从此前的第四位下滑一位，降至第五；人民币上升一位，跻身全球第四大活跃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9月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位。

据不完全统计，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主管机构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这反映出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疫情袭扰，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依然亮点频出。

由于历史渊源以及丰富的边贸和不断发展的区域贸易，东盟国家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是中国实施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案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