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治公文是服务于政治内容，而非为了凸显政治公文而牺牲政治内容。公文的存在是为了能够让各级政府迅速、全面的掌握相关信息，确保政令与政绩的下传上达，建立较为客观的分析、评判、考核、惩戒之标准。“治大国若烹小鲜”，所谓“小鲜”指的是各种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政治现象，而非公文里用文字写出来的子丑寅卯。如果本末倒置，把政治公文的地位放在首位，那么很可能将使这些目标都难以实现，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效果，即以公文替代实效，以文字掩盖现象，把治理简化为撰写公文。如此这般，将无助于政治信息的传递，无助于优化行政效率，无助于实现基本的政治运作与政治整合。古人常说为政之道要注重“循名责实”，《荀子》和《韩非子》这两部著名的古代政治典籍里有大量关于现象与名词关系的辨析，从政治公文之功用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警告世人不要把公文摆在不当的位置，不要被公文蒙蔽了判断。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极易出现官僚主义，把政治的准确性、时效性、完整性消耗殆尽。

其次，认识到政治公文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就必须注意如何才称得上合格的公文。1958年，在亲自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指出：

文章和文件都应该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

相反的，一旦任由他所指出的这些缺点在政治公文中流行，那么非但不能改变不良风气，恐怕还会进一步加剧不良风气。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里，毛泽东就列举了八条“党八股”的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些特点，或许值得引起人们警惕。

最后，优化政治公文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而非将繁冗的政治公文充斥于政治活动之中。在现代社会，国家治理需要顾及方方面面，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信息出现，日常行政，特别是基层日常行政在工作量上就会增加许多。如果不注重优化政治公文的数量，精简不必要的公文往来，那么基层公务人员将面临异常繁重的工作压力，需要在日常填写、审核、回复大量公文。

网友绘制的“基层干部改造设计图”

虽然随着技术手段的增进，许多过去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活动可以借助新技术来完成，但仍有许多事项在现阶段必须要由具体的人去处理。就此而言，假如公文数量未能减轻，反而加重，那么很可能会造成许多适得其反的后果，无助于实现理性、高效、连续性、统一性等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更有甚者，很可能出现前面所提到的现象，即为了凸显政治公文而牺牲政治内容，不但让许多勤勤恳恳的基础公务员叫苦不迭，各种官僚主义作风也会随之而生。

总之，认识“文牍政治”，必须站在反对官僚主义的高度上来进行。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据当时主要陪同人员之一的王卓超回忆，毛泽东对他说：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中时刻注意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官僚主义与脱离群众的问题十分敏感，不断尝试在制度设计与日常实践中杜绝这一现象。今天，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吸取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克服官僚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危害，避免“文牍政治”的各种弊病，让政治公文真正发挥其正面功用，使信息传递与上下沟通更为顺畅，行政效率不断得到提高，这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