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展开国事访问。早前10月13日外交部在发布习近平主席访英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就称“此访将是10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方面向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这次访问将“推动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重要发展”，“成为中英关系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并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要与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建设国际新秩序，脑补这么一幅图景，再稍稍回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英国互动的痛苦民族记忆，怎么都觉得“打开方式不对”。其实，这看似诡异的国际关系的合纵连横，完全可以用简单直白的国家利益理论来解释。且让我们从中英的相遇开始，慢慢梳理中英两国的漫漫纠葛。

10月19日，习近平一行抵达英国开始正式访问

中英的历史相遇

中国与大英帝国的“爱恨情仇”，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彻底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敲醒，从此开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救亡图存。随后，在中国的近现代进程中，英国频频出场，频频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文明，隔着广漠的欧亚大陆相望，仅有的零星交往只属于插曲性质。据说，汉朝与罗马帝国已互有所闻，中国称其为“大秦”。最有名的传说莫过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造访元朝。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例如，葡萄牙人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带到东方。此时，东西文明已有经常性交往，但两个文明仍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作为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英国具备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最先进的技术实力以及较强的制度优势。“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因此，在中西方历史性碰撞中，英国是最先同中国接触的西方文明国家。

由于与南明台湾政权的对立，在相当时间内，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随后有限度地开放南方部分沿海城市，并逐步形成了以广州体系（十三行体系）为核心的对外贸易体系。清朝政府（朝廷）将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力授予某些商号（行）。这些商号，对外与外国商人甚至政府进行贸易，对内向清朝政府“捐呈大笔钱财”，“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

清朝对国际贸易不甚感冒，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的与现代主权秩序截然不同的东方封贡秩序，以及附带的源远流长的天朝上国心态。“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总体而言，清朝中国对外贸易体系存在三大特点：贸易上特许，人员上限制，不同意治外法权。

第一，贸易上特许是指，清朝政府指定中国特许商人与外国私商进行贸易，不需要任何（基于平等地位的）官方外交关系，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中国特许商人从中协调，代洋商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第二，人员上限制是指，来中国做生意的洋商，只能生活在划定的区域，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或进入其他区域。各国洋商所住“商馆”（又称夷馆），与十三行并立，坐落于广州城墙外珠江岸边，租自行商，平均年租金为600两。

第三，不同意治外法权是指，“在中国犯罪的洋人应按中国的法律受审”。清朝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迥异。在英国人眼中，“中国式判决的严厉和明显的不人道、缺乏符合欧式公正原则的正当审判、迫使交出罪犯而动辄中断贸易或拒绝让离港的船舶清舱”都令英国人愤怒，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

英国试图改变清朝中国贸易体制的三次外交接触

在“赫符斯号”事件后，英国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改变清朝中国贸易体系，先后派出三次使团，进行两次外交接触，然而却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在18世纪末，庇特（Pitt）内阁新设的“印度管理部”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委派凯思卡特中校（Charles Cathcart）出使中国，要求“改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并取消目前的限制，打消中国人认为英国有侵占领土企图的疑虑，并向中国保证英国的目的只在于和平经商；获得比广州的地理位置更便利的一小块地盘或孤岛充作由英国司法治下的贸易货栈。”遗憾的是，凯思卡特出师不利，在1787年12月启程后不久客死途中。

1792年5月3日，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被正式委命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出使中国。马戛尔尼受命收集与中国相关的所有情报，并应努力：“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3.清除广州现存的种种弊端；4.唤起中国对英国产品的兴趣；5.安排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6.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对英国贸易开放。”概言之，马戛尔尼的主要使命是“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并与中国发展条约关系”。

马戛尔尼受命服从一切无损于英王之荣誉，以及他本人之尊严的中国宫廷礼仪。马戛尔尼使团以向乾隆祝寿的名义接受了乾隆皇帝的接见。然而，马戛尔尼之行所获不多，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奥贝尔（Peter Auber）曾戏言：特使得到了极其礼貌的接待、极其殷勤的款待、极其警觉的注视以及极其文雅的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