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八、放走蒋介石之后的战与和

这一节的主题是：放走蒋介石之后的战与和。

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尤其是他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关键人物掌控在南京手里，双方的砝码和主动权易位，蒋介石会善罢甘休吗？这让西安事变的前景扑朔迷离。

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手谕张学良，要他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4个人，还有几十架被扣的新式战机。张学良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杨虎城与王以哲、周恩来商量，既然蒋介石都放走了，再扣其他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索性一起放了。当时也有人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后再释放，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到27日下午就都放走了。

张学良临走时说：如无其他变化，争取两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5天，但他没想到一到南京就被软禁起来，而且还要处理他。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学良，应有来京请罪的书面表示，张学良马上写了请罪信，蒋介石拿到后，立即导演了“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等把戏。

审判过程张学良很配合，但在结束时张辩白说：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抗日表示不满。审判长制止他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你不抗日，失掉东北，现在没问你这些问题，你不要讲了。”张学良很激愤地说：“我一定要讲这些问题，现在是我最后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说到这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把“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那份电报拿出来当庭宣读，并且说：“究竟是谁不抗日，现在我在法庭上要说清楚。”审判长怕他讲出更多的话，立即宣告审问终结。审问用了约20分钟，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准予特赦，但又加了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哪想到，这一管束就是一辈子。[1]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立即着手瓦解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他的策略是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同步，先是推翻他离陕时把西北军政交张、杨负责的口头承诺，任命嫡系将领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又把几十万嫡系部队调入陕西并占据陇海路沿线的要害地带，摆出夹击西安之势。但只是要他们一切准备好，不能随便开火打仗。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主席是如何认识和把握的呢？

蒋介石放走当天，毛主席要求彭德怀、任弼时把红军野战军速开到咸阳集中，安排在顾祝同集结于天水等地的西集团和刘峙集结于潼关等地的东集团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建议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军事准备，均以富县、甘泉等地为总后方，以庆阳、曲子等地为第二后方，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不置于城市而置于农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的决心。

敌强我弱，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保不住底线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蒋介石对抗日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了呢？毛主席把他从动摇到不动摇看成一个过程，认为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面对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毛主席却认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或迟缓的问题。”[2]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心理活动本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非常准确，非常有预见性。这对澄清大家的思想雾霾，坚定方向和信心是很及时的。

当然，光明的前途不是等来的。毛主席讲：现在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3]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不迷信蒋介石表面上的承诺，也不能幻想他会自觉履行诺言，而是寄希望于全国人民。形势比人强，保持强大的压迫力量，蒋介石才不敢改变。尤其要改变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和这样一个统治集团，不会顺利达到目的，必须保持并持续造成压迫的形势。

蒋介石刚离开西安，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是因为受反动派包围等，态度上明显在往后退。我们很快就发表声明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引用孔子的话：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尤其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言而无信，无异于政治流氓，还有谁敢相信他的话呢？

毛主席还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号召和平、停止内战的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

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让他速与陈立夫接洽，表示共产党与红军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这些抗日派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的祸国阴谋。

西安的杨虎城、于学忠等也发表通电，质疑南京调兵西进，表示如果不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日，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此外，毛主席还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4]不久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通过分化收买搞垮了广东势力，又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李、白不同意，动员军队进行武力准备，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对付蒋介石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才不敢肆无忌惮。

应杨虎城的要求，毛主席还命令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并有一部开到南山、蓝田一带，威胁中央军的侧翼，全力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5]

如果蒋介石决心开战怎么办？毛主席也有方案准备：[6]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红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进行战略上的配合。主力分三步出击：第一步出商洛（商县、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通过这几步打到他的后方，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但目前还不出动，争取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因为基本方针还是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7]

对南京的方针是分化他们，不让亲日派占上风。我们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8]

其实，内战打起来对蒋介石也十分不利。因为，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四川刘湘、山西阎锡山等都不稳，汪精卫回国后内部斗争更趋激烈，张学良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已经是仁至义尽，东北军、十七路军有红军做后盾也不好打。[9]全国各界、各地通电坚决反对内战。在这样的大势下，和平解决的趋势已渐明显。双方摆好打的阵势，也是以军事手段争取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