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无论谁说抗日都要上黑名单，甚至当共产党抓起来，举兵抗日的军队都被破坏。

这样换来了什么？是日本人得寸进尺。要的已经不仅是东北，也不仅是华北，而是全中国，连英美的势力范围也在内。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完全失去依据，妥协退让已无路可退，整个社会犹如火山爆发。

蒋介石被迫调整政策，开始秘密派人与共产党联系。为什么不敢公开联系？首先是日本人不让，再就是他的手下还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蒋介石先是对苏联大使提出国共合作；又派陈立夫、张冲转道欧洲去苏联，希望建立中苏抗日同盟，但他们刚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间谍发现，吓得蒋介石急忙召回；蒋令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联系，王明要他找国内的；蒋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帮助打通联系渠道，宋子文找宋庆龄，宋庆龄给他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是中共秘密党员、特科成员，还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孔祥熙给董健吾亲笔签署了一个“财政部调查员”委任状，蒋介石接见他讲谈判条件。动身时，宋庆龄交给他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止血药。

这年初，宋庆龄等帮助买了一部大功率电台，通过地下党秘密运到陕北，有大电台就可以同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系了。[7]还带着一位到过陕北的随员张晓华，连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们过西安时被张学良审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证实后，派飞机把他们送到肤施（就是延安），又派一个骑兵连送到瓦窑堡。[8]

红色牧师董健吾

他们到瓦窑堡时，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带领红军东征，在山西石楼，只有博古留守。毛主席让董健吾到石楼面谈，但董急于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3月4日，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发给他一份电报，提出5条谈判意见：一是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是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是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是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是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9]

董健吾走时，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谢意和敬意，让他给宋庆龄带回两样礼品：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10]

张子华从陕北回去得晚一些。他带着任务回南京后，5月份秘密会晤了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对我们3月份提出的5条意见答复4条：一是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是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是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11]从这4条来看，蒋介石还是有诚意的，既表示要一起对日作战，又愿意给红军平等地位，对我们党的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前中共中央专门致书说，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反响。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了句硬话：“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未曾有过的。

但对我党的回复却变了调子，提出与原先不同的4条：一是尊奉三民主义；二是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是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12]由比较诚恳的合作条件，变成了对中共及其红军的政治要求和约束。

对这个变化应当怎么认识？毛主席指出：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口号是停战议和请蒋抗日。如果国民党军攻击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说，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对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13]当时我们还在党内发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一个重大转变。

日本人希望蒋介石联日防共，苏联希望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前蒋介石是联日防共，此时在联日防共和联共抗日之间徘徊不定，中国共产党希望从逼蒋抗日顺利发展到联蒋抗日。

为了形成更大的政治力量，促进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还致信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还分别写信给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14]这个阶段，是毛主席一生写信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了。

但事态发展并不如愿，蒋介石不到山穷水尽时真的改不了，逼蒋抗日最后还是要兵戎相见，用硬手段。

1936年5月初，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王明给他的任务是国共谈判联系人。他在香港与陈果夫联系，中统二号人物张冲到香港见潘汉年，又陪他到南京与曾养甫密谈。曾养甫转告潘汉年：我们的谈判对手是毛泽东，你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当局，建议他去趟陕北，带来毛泽东的意见。[15]

潘汉年8月回到陕北汇报了情况。10月中旬，依据毛主席亲自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到上海与陈立夫会谈，得到的竟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4条：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16]这已经不是谈判，而是要收编，核心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我们不可能接受。

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该怎么办？毛主席认为，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与我们联合。[17]

毛主席的认识如此坚定，在于他不只是看蒋介石一时怎么想，而是从大势所趋看问题，看本质和规律的决定性。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和日本同时伤及其他列强利益时，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怎么办，要看必然。

当时，蒋介石不仅口头上变化，还派出胡宗南部等十几个师，要歼灭我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和宁夏边境地区，他还亲自赶到西安督战。1936年10月27日，他在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是非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18]

他讲完之后，引起许多东北军军官大骂，反应非常激烈。从他的话看又倒回去了，不再承认之前的共同抗日，而是把坚决抗日的红军当成主要敌人，主要矛盾完全颠倒了。当时他与我们往来，只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19]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只能暂且画上休止符。这也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蒋介石为什么会变卦？上世纪50年代，与高岗、饶漱石案同时的“潘汉年案”，第一大“罪状”就与此事有关。主要是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在党内从事内奸活动，论罪该杀。1982年复查时，认定这是冤案，彻底纠正并恢复名誉。

解放后，潘汉年曾任职上海市副市长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有个客观原因，两广事变逼迫蒋不得不分兵南顾，但到9月底事变平息后，背上的刀子暂时被拔掉，位居半独立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蒋介石自认为这是史上鲜有的大功业，内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压力减弱，他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所以过去的诚意和承诺也就不算数了。

只要有可能的话，用武力消灭共产党还是蒋的第一选择。其实毛主席对蒋也没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将出兵到西北，还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20]从蒋介石一生的历史来看，这样翻云覆雨、无底线的政治投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集团受控于帝国主义主子，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利益关系，很难直起腰来，不可能如现在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做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爱国力量在人民当中，统治集团反而要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样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站起来的新中国才得到解决。

蒋介石一定要打怎么办？惧怕退让是没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确，方针是逼蒋抗日，要打就打，要谈就谈，争取达到目的。

[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2]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2页。

[3]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6页。

[4]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5]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

[6]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7]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源自张震回忆《参加东征》。

[8]叶永烈著《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7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10]叶永烈著《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1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413页。

[15]叶永烈著《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页。

[16]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会谈后，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这4条是报告中内容。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页。

[18]叶永烈著《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0]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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