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再对日妥协投降，不止与日本人合作反共，阻拦红军东征抗日，还镇压全中国人民一切抗日活动，处心积虑地消灭异己，即便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依然如此。

当时两广是胡汉民主持，一直对蒋介石保持着半独立状态。胡汉民曾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不是蒋介石，而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那两个是左派，他是右派，与蒋介石合作反共，蒋平时总说胡是他的老师、前辈。

胡对蒋介石独裁不满，不断对蒋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蒋就翻脸把胡诱捕，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两臂两腿捆得都是血印。[10]放出来后，1935年底当国民党主席，是名义上的最高职务，而这个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反共右派，发表的政见却是：“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斅挂红旗，不斅挂日旗！”说明在亡国灭种形势下的思想转变。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病逝，两广顿失政治靠山。蒋介石要乘机收回西南权力，圆自己做总统的迷梦，向握有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提出三条原则：一是中央协助广东出兵，彻底消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二是广东驱逐萧佛成等反蒋元老；三是广东维持原来局面不变。这让陈济棠大惊失色，蒋介石今天授意广东解决广西，明天就可以用中央军解决广东，便立即请李宗仁、白崇禧到广东共商对策，决定起兵抗日反蒋，蒋介石失算。[11]

这场兵变从6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底失败，蒋介石通过收买分化等手段，瓦解了两广同盟，最后以陈济棠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服从蒋介石领导结束。

左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

两广事变是继福建事变之后，国民党军事集团中第二起大的抗日反蒋兵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第三起，此时两广事变仅过半年。这说明什么？不排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天下大势和人心所向，大家不愿同蒋介石一起做卖国贼与亡国奴，蒋介石不改弦易辙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

但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不但没有汲取教训认清大势，反而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实为历史鲜有。表现得极其得意忘形。这样的错误认知，很快就给他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

远在陕北的毛主席却看得非常清楚。他极具预见性地指出：蒋介石继续投降卖国，统一与停止内战已是不可能，全国必将继西南之后到处举起反蒋的旗帜。[12]

当时，政治局开会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后讨论发言。毛主席认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13]

胡适（1891-1962）

为什么要坚决驳斥胡适呢？胡适的所谓民主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14]蒋介石的论调与胡适一致。日军侵占东北之后，胡适到处宣扬：反正东北已丢，我们又打不过，不如成人之美，将东北送给日本人，并承认伪满，如此便可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

他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当时南京政府内有一大群汉奸掌握着实权，基本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提出批胡适的民主改良主义就是批卖国投降，就是为实行抗日救国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政治上开道。

红军东征后，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及山西周边的利益攸关方，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政治上的各派势力，纷纷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络。

两广事变爆发后，几乎第一时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派人到上海和平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在上海，王公度找到了冯雪峰，表示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两广方面反蒋坚决不会动摇，希望在舆论宣传、群众团体的策动与配合、军队的联络特别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等，还派代表到陕北与我联系，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我们也派出重要代表南下联络，以做到互相配合。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派人与我联系。我们派张曙时、冯雪峰秘密去成都做刘湘的工作，签订了中共与刘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刘湘把反共政策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八字政策，还将一些重要情报送给中共，给了6万银元做活动经费。[15]

山西阎锡山被红军打过后也准备联共抗日。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已与红军密切合作，陕西省政府主席、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代理甘肃省主席新一军军长邓宝珊，[16]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都与我有联系，甚至派人到陕北。[17]

主动与我联络的还有，打响抵抗日本人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淞沪抗战的粤军抗日爱国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甚至新疆王盛世才，也给中共代表团王明写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要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变成中国革命的可靠根据地。[18]

出现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到底是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了？还是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支持红军；进步的政治领袖支持红军；国民党重要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举起抗日反蒋大旗，要与蒋介石直接刀枪相见；那些过去与蒋介石一起反共的重量级国民党元老，不但不再反共，还强烈的反蒋抗日；各地各派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也纷纷派人联络中共和红军要合作抗日。

从一般意义看，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根据地周围强敌环伺，似乎无路可走。但在红军东征后，竟然出现了近似多米诺骨牌效应，民族革命的大风暴竟然掀起来了，时局发展方向越来越与共产党的主张一致了。蒋介石为共产党和红军设置的包围圈，最后竟然把自己包围起来了。

东征刚刚结束时，毛主席就指出：红军东征动员了全国，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阎锡山，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推动了各派军阀的反蒋运动。我们的同志中，长征以后觉得自己小了，山西的胜利，扫除了这种观念。[19]

抓住抗日救国这个主要矛盾，掌握了政治、军事、舆论和人心上的主动权，改变了党和红军的被动局面，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为引领时局转变的旗手。蒋介石不承认主要矛盾变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对日不抵抗，搞得众叛亲离，最后几乎走到绝路，只能让命运牵着鼻子走。

由此想起，中学课文中曾经学过的孟子的千古名言：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诚哉斯言！古人诚不欺我！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80页。这个评价源自：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电报，1936年5月26日一方面军政治部《东征的胜利和目前的任务（讨论大纲）》。

[3]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5]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6]倪墨炎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页。

[7]《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8]李新：《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下）。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10]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12]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14]金冲及著：《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15页。

[15]王光远著：《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18]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3页。

[19]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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