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过河后刚刚站稳脚跟，便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布告天下。告诉大家，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凡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炎黄华胄之族（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红军在中华大地上竖立起抗日大旗，代表民心天意去讨伐日本鬼子）。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为了抗日，彰显红军东征的正义性。

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受命向各界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当时刘少奇被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13]宣言告诉大家，红军渡过黄河，以图经过山西，出兵河北平津，直接对日作战。之前曾向阎锡山再三提议和交涉，但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因此红军不得不认阎锡山为汉奸卖国贼，而以自己的力量扫除抗日前进路上的障碍。

只要阎锡山愿意抗日，红军立即毫不犹豫的同阎锡山建立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同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共同奋斗。讲的非常明确，只要阎锡山抗日就可以联合。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蒋介石应阎锡山请求，出兵进入山西帮忙打红军，还令张学良、杨虎城攻击陕甘苏区。我们又连续两次公开谴责：[14]当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五省，日军与满洲国军队开入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时，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全部退出华北五省；但当红军东下抗日，危及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的安全时，蒋介石则又把他的军队调入山西，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实施，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协定，现在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坚决执行了。广田是当时的日本外相，1936年1月21日红军东征前，他在日本议会正式宣布了三条：一是要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是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三是中日满共同防共。蒋介石事实上接受了广田三原则，戴上卖国贼这顶帽子是合适的。

广田弘毅（1878-1948），日本第32任首相

但我们是不是要发“讨蒋令”呢？毛主席专门给张闻天发电说，不应发布讨蒋令，那样在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

毛主席提议，立即发告国人书与通电，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的命令来执行拦阻红军任务之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这样的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

4月25日，东征红军回师之前，发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5]要求包括国民党、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回教徒联合会、公教联合会，包括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青帮、红帮、哥老会，包括黄埔同学会、复兴社，包括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全体同胞，不管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为抗日救国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

这些舆论攻势与战争同步。即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代表了中华民族所有爱国力量的呼声，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坚持打内战、不抗日的势力，难以面对全中国人民，难以在国家和民族大义上为自己辩驳。

舆论攻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回师西渡之后。

红军5月5日胜利回师，当天就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6]电告南京政府和所有同胞：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但一再考虑，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红军撤回黄河西岸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进军进得理直气壮，退兵退得有情有义，为了不使中国的国防实力受损回师，说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心里。蒋介石、阎锡山有理可讲吗？日本要灭亡中国，你们不打日本人打中国人，还有什么理可讲？

东征期间，红十五军团俘虏了一个晋军团长叫郭登瀛。[17]

毛主席亲自接见他，与他谈话后又把他送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让他更好地明了我们的主张。东征结束后，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他，要他带信给阎锡山，主要有三点要求：[18]一是在绥远让出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二是或者在雁北（山西北部雁门关以北）给红军让出一条路，以便红军到察哈尔打日本；三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第一线打日本，打败日本后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民主政府。

郭登瀛回去后，向阎锡山转达了毛主席的三点要求，还送上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对阎锡山产生了重要影响。

阎锡山和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山西临汾克难坡

毛主席的信不长，[19]却句句切中要害，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开头很客气地称阎锡山为百川先生，毛主席说，敝军（红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这是讲为什么撤退回师了）。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红军的抗日志向是不会改变，你阎锡山也会觉悟的）。

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这是讲蒋介石要收拾你，你一定是感觉到了）。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我们想与你联合抗日，而蒋介石却是害你，我们可以联合对付这个人民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我们虽然俘虏了你的人，会优待他们的，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量你也不会在乎那点损失）。

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你要有什么想法，可以让郭团长来沟通，希望建立联系和合作）。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日本人快要打到山西了，国家快要亡了，你还能坐得住吗）。

信里讲“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是什么意思？阎锡山请神容易送神难，红军回师西渡后，他请来的中央军却没走，他们之间的矛盾上升了。蒋介石还做了几件事：一是要胁阎锡山出5个旅进陕北“围剿”红军；二是任命他部下亲蒋的李生达为“围剿”红军代总指挥，挖墙脚；三是策划河东道独立，要把山西割出一块来。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基本都是这个套路。所以阎锡山哀叹：“我不亡于共，也必亡于蒋。” 毛主席信中讲“蒋氏迫先生日甚”，戳中了阎锡山的心窝子。

红军东征后，阎锡山与日本的矛盾也激化了。日本人搞华北五省自治，不允许任何外部武装进入华北，此前阎锡山基本保持半独立状态，一定意义上与日本人的要求可以相通。但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也进入山西，日本人急了。

日本武官奉命约见阎锡山，核心意见两点：一是不允许红军赤化山西，二是不允许蒋介石中央军滞留山西。绥远也是阎锡山的地盘，红军东征时他从绥远抽调兵力增援山西，红军回师后日本人却不让返回了。[20]红军东征虽然没有进到抗日前线，却重创了日本人的侵略计划，日本指责阎锡山对红军作战不力，加紧对绥远的军事行动，要对他的地盘动手了。

此前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现在无法继续跳了，逼他必须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抗日反蒋之间做出选择。蒋介石和日本人直接威胁他的根本，红军愿意跟他联合抗日。毛主席5月25日写信让郭登瀛送去，阎锡山收信后立即召集文武要员、心腹谋士开会，让大家讨论如何选择，投票时多数选择了联共抗日。

这也是大势所趋，当时蒋介石派陈诚在山西指挥，他基本每天给老婆写一封信，留下了不少历史细节。

信中讲到他与张学良谈话的情况，说东北军中有两成军官怀疑蒋介石不抗日，有8成军官怀疑蒋介石左右的那些心腹大员不抗日，部队因抗日的关系不愿“剿匪”。阎锡山也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与我们党联系密切，还有蒋介石也与我们党有联系。终于领悟到：今后中国人民的选择，看谁抗战有功，再不抗日，将会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而被历史抛弃。最终选择了联共抗日。[21]

阎锡山有自己的办法。过了没几天，被蒋介石任命为代总指挥的李生达离开太原回到离石军部，准备率军渡河与红军作战，当晚却被其卫士枪杀，入陕“剿共”计划也搁置下来。据说卫士是被阎锡山收买，但始终没有定论。接着他又主动与共产党联系，把薄一波这个著名的山西籍共产党员请来，帮他组织山西抗日力量，一直到抗战开始以后，与我党保持了良好关系，这是后话了。

通过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可见几点：

第一，阎锡山挨打后不但没有报复，为什么反而与共产党联合？看看毛主席的政治把握，深感懂政治才真正懂战争，战争是围绕根本政治目的展开的。

第二，配合军事行动的舆论发力，也必须紧紧围绕主要矛盾，高举抗日大旗的东征不但进退有据，还深刻影响了人心和各种力量的关系。

第三，共产党用事实和真理说话，蒋介石讲什么都绕不过去，揭示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根本利害，是唤起人民觉悟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长编初稿（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1913-1921页。源自《晋西剿共纪略》。

[2]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27，19页。源自彭德怀《东渡黄河进军山西》、聂荣臻《东征》、程子华《东征战役》。

[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4]徐海东1965年1月《生平自述》，第48页。原载1981年《人物》第三期。

[5]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页。源自彭德怀《东渡黄河进军山西》。

[6]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页。

[7]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1页。

[8]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8页。

[9]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2页。

[10]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3，74-76，77-78页。

[11]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183页。

[12]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6页。

[13]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6页。

[14]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15]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6页。

[16]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275页。

[17]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8页。

[18]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19]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91页。

[20]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60-279页。

[21]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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