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是遵义会议从党中央负总责岗位上下来，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博古，还有领导层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主张是首先确保陕北根据地，然后再向西发展。理由就是，在长征中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好不容易有了陕北这样一块立足之地，决不可轻易丧失，陕北苏区四面受敌，红军元气还未恢复，不易与优势的国民党拼搏，而应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并进一步向新疆发展。到宁夏后可通过外蒙接通苏联，以得到接济援助。包括政治局委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认为向西发展更好。

政治局委员、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对红军东征山西也同意，但有两个担心：一是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是怕过了黄河后国民党前阻后截回不了陕北。基于上述看法，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6]

他认为，黄河是陕西与山西的分界线，黄河以东是阎锡山的天下，他是那里的土皇帝。蒋介石他都不让进，曾与蒋大打出手，打得尸横遍野，他能让红军过去吗？1935年冬，阎锡山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10多个县构筑明碉暗堡，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过黄河半步。还有，过河后如果保不住渡口，就回不来了，会连陕北根据地也丢掉。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这还能下定决心东征吗？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此很不高兴，见了后对他说：你去绝对保证吧，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东征准备期间，彭德怀又给中央领导发电报说，陕北苏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的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

他提出的意见是，战略上向东佯攻，调回阎锡山在陕北的孙李部队，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与外蒙更加接近，这才是正确的。[7]他是东征总司令，他的主张是向北。可见统一意见很不容易。

还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是原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遵义会议后他不再参与核心决策，到陕北后参加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东征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东征是战略进攻，应当估量力量对比。我们只有1.3万人，其中1/2是新兵和3000新的俘虏兵，虽然情绪好，但技术条件低，而阎锡山有8万人，在技术上、交通条件方面都比我们优越。

我们转到战略进攻是过早的，而且在将来行动区域的政治准备也不足，因而将进攻变退却和逃跑的危险性是有的。他的意见是，力量不足，准备不足、进攻过早，先准备好了再说，在根据地巩固后再求发展，就是东西南北中那个“中”。

另外，他还提出，在战略计划中取消从绥远接近外蒙的条文，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8]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李德：他的整个的估计是从右倾出发，这是过去的错误根源未认识，对红军此次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会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9]彭德怀也批评他：李德的意见是不对的，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但决不会因我们的口号而爆发。

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还有一些同志，反对林彪主张的离开陕北另谋出路，主张向西发展，通过宁夏向内蒙古和外蒙古推进，这条路可以与苏联取得联系和支持。[10]也可以立足陕北根据地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外蒙古靠拢，打通和苏联的联系。

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认识到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根据地才能安全，同意先向山西发展，坚定地支持东征。据李德回忆说，后来热心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反对毛主席的团中央书记凯丰，还有一个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11]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对各种不同意见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呢？

首先，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应有之义，应当是事业成败出发来认识问题，不要只从个人关系出发认识问题，认为出现不同意见就是谁反对谁了。在重大会议和重大决策之前，我们党都是要反复征求意见的，而且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以求把问题想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确。

大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说明对事业的认真负责，对事关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都在思考最好的出路，希望能赢得胜利。当然，不排除其他原因导致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应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考虑问题，然后再对各种意见做出判断，最后把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当时，面对这些重量级人物的不同意见，你能分辨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吗？都是言之有理，很难分辨。领导者往往会在多种选择中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毛主席不但要准确分析利弊，在众说纷纭基础上做出正确决断，还要抓住要害讲清道理，说服大家统一思想。

除了林彪要离开根据地到陕南之外，大家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脱离现有根据地，反对冒进，要求先巩固后发展，[12]怕主力出征后把现有的这个窝丢掉了。

毛主席对大家讲的道理，主要有这样一些要点：黄河流域以华北5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陕北地穷人穷兵员缺，方针必须是以发展求巩固，而不是先巩固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敌人“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后则应当进攻。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13]

要以发展求巩固，最好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毛主席认为：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为什么其他方向文章不好做？大概有以下理由：第一，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向林彪要求的到陕南进行游击战争，显然不能提到与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更重要的地位，往南是西安重镇，靠近敌人大本营，敌人屯有重兵，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陕北，那样形势对我们更不利。

另外，还把目标对准了我们的统战对象张学良、杨虎城，当时我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第二，往西不行，因为我们长征是从那边过来的，大都是一些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而且师出无名，西面不是抗日前线。第三，向北也是没有出路的，尽管那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也是沙漠荒原，我们去干什么呢？不反对靠近外蒙和苏联，只是路线不能那样走。

毛泽东在陕北

毛主席认为只能向东发展。为什么？他多次阐述东征的道理，包括在东征过程中专门开会，说服不同意见，统一领导层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14]东征山西过程中，可以北进绥远东进河北，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东征就是为了抗日。

第二，可以避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威胁阎锡山老巢，迫使其把进入陕北进攻我根据地的部队调回山西。当时阎锡山晋绥军5个旅在根据地北面，红军打到他的老窝后，这些军队一定会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把陕北残敌肃清，有利于我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后来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判断正确，红军刚一渡河，阎锡山就把他的部队从陕北调回去保老窝了。

第四，只要保证渡口在我手中，可以进退有据。

第五，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