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变了，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也变了。由开展阶级斗争转变为阶级联盟，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当时蒋介石不抗日，反抗日，所以这个卖国贼头子就是蒋介石。

没有直接点名蒋介石是卖国贼，这里隐含着一个变化伏线：当时蒋介石反对抗日，他就是卖国贼，我们就反蒋抗日；如果蒋介石有可能抗日，我们就尽力争取他，逼蒋抗日；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我们就联蒋抗日；如果蒋介石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动摇不了，拉蒋抗日。种种可能都有，实际上后来都出现了，但只要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还未解决，我们就是这样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变了。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由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和雇农入党，变成了同时大量吸收一切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入党，要在组织发展中反对关门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当时讲得很重，指导思想要转变。1935年10月到陕北，11月恢复中央党校，12月招生，第一期培训的是陕北干部，就是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一整套政策，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土地革命的政策也变了。由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改变为小地主除群众痛恨者外不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不没收，联合或中立富农，后来又改为地主对农民减租减息，只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财产。这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因为我们反帝反封建，反封建主要是打倒地主阶级，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口号改变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不通过土地革命发动主要人口农民，他们会跟着共产党抗日吗？尤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形成时，大家更多地倾向于不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

人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定位也变了。由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还在围剿我们怎么办？就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想办法争取他们不再打内战，然后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无人机方队接受检阅。 新华社

政权名称改变了。由瑞金开始建立的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从而更加充分地表明，我们建立的政权不只代表工人农民，还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包含在内，因为他们也主张抗日，民主革命的动力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现在又增加了民族资产阶级。

军队的性质和名称也变了。由工农武装改为全民族的武装，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名称由中国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统一战线形成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等。甚至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也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军事上的总方针也变了。会议决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很快，很快又发展到“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会议确定，把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因为日本鬼子在那个方向。

回顾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

第一，认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非同小可，具有划时代性质。

第二，抓主要矛盾需要从全局、大局和大众民意出发，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而蒋介石却认识不到，最后是在自己部下发动的西安事变中，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才被迫认可了抗日这个主要矛盾。

第三，不失时机地以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果断调整方针政策和行动方向，是争取历史主动、下好先手棋的必要条件。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因此赢得了主动，掌握了时局转换的领导权，从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胜利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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