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清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方在知晓18夜间的骚乱，宁恩承家中早早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师生。早6时，宁恩承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他向师生了通报了前日夜间以来发生了种种事态，并安抚大家，日军在沈阳的驻军驻军只有三千人，主要用于占领东、北大营，兵工厂，帅府以及各级政府，人手注定不足，因此校园暂且安全，

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策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随后他又话锋一转，郑重地告诫在场的所有师生：

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日本人虽然没有第一时间“造访”校园，但宁恩承很清楚，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校园中中滞留的200名女学生。在外交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中国领土上最安全的地点，往往却是外国人的“领地”。宁恩承计划将女学生疏散到英国人在小河沿开办的医科学校中，他找到德国教员布希，让步希先探明道路，再让身着破衣烂衫女学生门三两一组，在德国教员的暗中保护下，小心翼翼地穿越站满日军士兵的沈阳市区，几小时后，全部女学生都被暂时安全转移。

9月23日，南满中学堂校长中岛守人代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前来“造访”，他希望东北大学能够正常开课，并且承诺会提供更多经费，尽力帮助东北大学，宁恩承郑重表示：我是中国官方人员，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扼杀了日本人希望借助文化界力量，粉饰侵略战争的企图。

为了防止日军的报复，宁恩承加快了转移速度。他找到南开时期的同学，北宁铁路局车务处负责人胡顺忱特批了几节车厢，9月24日，东北大学全体在校学生，愿意离开的教授职工家属，以及宁恩承的全体家眷，在悲愤中登上了驶往北平的列车，开启了15年辗转流亡的血泪史。而宁恩承本人则履行了前日的“船长诺言“，留在了沈阳，留在了东北大学，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翌日，宁恩承最后一次巡视校园，并让几名留下的工友把各处门窗全部关闭锁上，独自缓缓离校。

宁恩承虽然没能保护校舍校产，但是他却守护了东北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学生。此后，流亡进关内的东北大学师生们，将以实际行动证明，何为“士报国恩”。

米春霖——漩涡中的“普通人”

在第四名主人公出场前，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下东北军最高指挥官，少帅张学良。9月18日当晚，在北平疗养的张学良正在中和戏院看戏，中途得知事变爆发后随机返回协和医院处理东北政局。九一八对于少帅而言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民国的张副司令，他要遵守国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大方针，同时作为东三省的张少帅，他也不能眼看着家乡父老在日军的屠刀下引颈待戮，权衡之下，张学良命令尚在东北的官员军队撤退至锦州（今辽宁省锦州市），稳固阵线，以待国际援助。

1931年9月19日，沈阳城外的日军

张学良希望能够在锦州派驻一名能够在乱局中代替自己主政东北的大员，以稳定军心，争取扭转局势，但这一重任，究竟应该交由谁来负责呢？表面上人才济济的东北军中，能够留给少帅裁夺的选项其实并不多。

长期以来，奉系内部主要分为元老派、士官派和陆大派三大派系，元老派大多为追随张作霖打天下的老臣，士官派即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例如杨宇霆和姜登选，陆大派即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为首者即为郭松龄。其中士官派和陆大派相互倾轧，1925年郭松龄枪杀姜登选，举兵讨张失利后，两派均遭受很大打击。皇姑屯事变后，东北军内部转为张作霖执政末期掌权的勋旧派和张学良所扶持的少壮派两大派系，双方围绕东北易帜，收回中东路以及参加中原大战等领域展开斗争，其中勋旧派往往站在张学良的对立面，致使张学良于老虎厅枪杀杨常，表面上稳定了东北军内部的军心，但也同时埋下了日后东北军分崩离析的祸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内部薄弱的连结瞬间崩溃：

代长官荣臻，作为事变时东三省最高指挥官，他势必要对东北军的“溃败”承担一线责任，很难再次服众；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声称坚守自己一省父母官的气节，“拒绝”撤离沈阳，已经为关东军控制（三个月后臧式毅投降日军）；吉林省代理省主席爱新觉罗•熙洽，面对进攻吉林城的日军选择直接跳反，开门揖盗并顺势投降日军；远在黑龙江省的万国宾是个标准“阀二代”，万福麟安排的窦联芳和谢珂也是畏首畏尾，难堪大任；辅帅张作相，作为勋旧派的代表人物，张作相事变时正在锦州治丧，为了笼络人心，张学良恳请他出任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是实际上辅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几乎再无过问东北军政事务……

权衡再三，张学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米春霖（1882—1951）字瑞风，辽宁省葫芦岛人，早年入奉天法政学堂，从军后追随朱庆澜转战南北，护法运动后转投奉系孙烈臣帐下，颇受张作霖赏识，主要负责掌管奉系军需工作。1931年1月，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沈阳，出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

九一八事变时，米并不在沈阳，而是随张学良暂居平津，9月23日张学良在北平发出漾电，任命米春霖为辽宁省代理主席。9月24日，日军开始空袭锦州，28日，米春霖率领彭济群、邢士廉、张振鹭等人赶往锦州，分别与黄显声和荣臻汇合，组织省政府行署，并讲省政府行署设在东北交通大学校舍。据说他还在东北交通大学大门左右两侧分别镶上一个半圆，象征日本国旗，每次开门时都要“扯裂日旗”，来展示其抗日的决心。

米春霖接管东北防务后，急调原驻通辽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洮南步兵第20旅常经武部、以及驻盘山步兵第19旅孙德荃部向锦州集结，与锦州当地驻军步兵第12旅张挺枢部一同构筑大凌河防线。另外命令黄显声率领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调防锦州北部，整训迎敌。

由于这一阶段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黑龙江省，因此在辽西并未有足够的兵力部署，因此日本军希望通过投降的张学成率领的伪军来主攻辽西，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堂弟，两人素来有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随之投靠日军，自封“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号称辖有18个旅，并以日本人为顾问指挥。米春霖本着民族大义希望将其剿灭，但有碍于其亲属身份，因此派黄显声奔赴北平专门就此事请示张学良，在获得首肯后，他命令熊飞率2个公安骑兵纵队往剿，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缴获伪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物品，并且遣散所有俘获人员，不以留用。随后的三个月中，代省府一直在辽西同关东军和伪军进行军事斗争。

11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后开始加强对辽西的攻势，国民政府仍然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纷争，试图通过西方列强的支持，将锦州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但是张学良则更倾向于直接同日方进行一对一谈判，双方矛盾颇大。国民政府其实并不希望东北军撤离锦州，但张学良为日本所恐吓，担心日军从海上登陆，从而直接威胁其在华北的利益，因此最终下令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北平，临时公署也于12月下旬开始搬离锦州，1932年1月3日，东北军政官员全部撤离锦州，午后，锦州沦陷，三个月的锦州抗战宣告失利，米春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随之宣告结束。

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

米春霖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事，也未有留下更多的史料，相对于本文的其他几名主角，他的故事只能更多从侧面知晓。或许按照当代标准，米春霖的所作所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他本人并不能被归为一名“英雄人物”，但是我还是要专门花一个章节来写他，因为民族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的并非只有“英雄”，更多的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普通人”。

历史应该铭记“英雄”，但也不应该彻底忽略，遗忘这些“普通人”，米春霖恰恰就是一位代表性的“普通人”，他能力出众，不计功名，在人人自危的漩涡中受命出关，他试图力挽狂澜，却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无法逆转败局，他在锦州的所作所为往往被归结为其他人的功劳，而本人却被部分人调侃为畏缩的五大道寓公。但是在五年后的“双十二”风波中，少帅本人以及整个东北军能够再次倚杖的人，还是米春霖。

赵毅敏——传递薪火的渡舟

让我们在把视线聚焦回到9月18日夜里，沈阳北市场，福安里4号，一名面色凝重的男子在枪炮声中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他就是本文的最后一名主人公，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意识到，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依然正式开始，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场空前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