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宏嘉】

每年的10月9日是韩国的韩文节，为迎接今年的韩文节，韩国最高司法机关宪法法院宣布，从当天起将其徽章上的汉字“憲”更换为韩文“헌법”，从而引发了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热议。

其实这已经不是韩国政府在第一次在政务符号上进行“汉字废止”的行动了，早在2003年，就有114名国会议员将自己的名牌由汉字改成韩文，随后国会大礼堂的议长名牌也已被修改为韩文；2005年，时任汉城市长李明博宣布，将首都“서울”的汉文译名改为其音译“首尔”；2014年，韩国国会的会徽中的汉字“國”被改成了韩文的“국회”；另外，自2010年起的光化门匾额题字之争更是直到今天也无法彻底解决。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让汉字在当下的韩国处于一个如此尴尬的地位？又是为什么韩文会在大韩民族塑造其民族自尊心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如此去除汉字，实现彻底的韩文化行为又对韩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韩文发展的历史一步步说起。

更改前后的韩国宪法法院徽标

长久以来，朝鲜半岛虽有本土语言，却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由于其地处华夷世界边缘，再加之其祖先也系出中国（箕子朝鲜），因此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相应地也逐渐采用汉字作为其语言的表意文字。

668年，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朝鲜半岛，并向唐朝称臣纳贡，以此奠定了汉字在朝鲜半岛国家“官方文字”的地位。此后作为中国诸王朝的的藩属国以及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小轴心，朝鲜半岛国家逐步奠定了朝鲜语发音，汉字表意的独特语言文字系统。

不过，朝鲜半岛国家仅借用了汉字作为单纯的表意符号，而非系统地将本土朝鲜语与汉语在语法等方面进行融合，仍然固执地坚持其特有的语言表述方式，汉字的适用对象是汉语的音韵体系，并不适用于朝鲜语较为原始的语音体系和语法结构，因此势必会产生诸多不便之处。

为了应对两种语言间的隔膜，朝鲜逐渐衍生了一种借用汉字的音和意来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名为“吏读文”，即在书写句子时一般都按朝鲜语的语序，不过添加用汉字标记的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相传吏读文为朝鲜新罗时期儒生薛聪整理前朝历代汉字文献所创制。

吏读文在朝鲜广泛应用于政府工作文书，也在命名固有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又逐渐发展使用吏读文应用于记载文章，记录歌曲，撰写书目等领域，例如众所周知的朝鲜《大明律》便是由这种方式翻译而成的。

吏读文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语言表达困难的问题，但也有这一些致命的缺陷：第一，吏读文没有脱离汉字的基本框架，无法彻底解决用汉字记写语言系属完全不同的朝鲜语所存在的问题。第二，吏读文文言分离，对于使用者的汉文水平要求极高，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大大限制了使用吏读文的群体数量。

进入15世纪，李氏朝鲜世宗大王有感于朝鲜周边的蒙古，女真，契丹，日本诸国皆有其独立的书写文字，深感本国长久以来不求甚解地使用汉字尤其不便于行政处事以及文化传播。由于朝鲜语主音，汉字表意，为了消除两者之间直接转换的沟壑，因此世宗召集群臣，提出创制一种可以在朝鲜发音和汉文音韵的基础上的，能够精确标记口语的表音文字，并以此作为二者之间的衔接，以简化使用汉语的难度，更好地推广文字在朝鲜全国的传播。

这种文字即所谓的“训民正音”，也就是就是当下韩语所使用的“谚文”的原型。放在今天来说，谚文可以被理解为我国的汉语拼音或者日语中的假名之类的表音符号，不具备表意的属性。在此笔者认为，理解并且辨别当下韩国政府在韩文问题上的一系列作为，必须首先了解“训民正音”创制前后的目的，意义以及局限。

朝鲜世宗李裪，1418年至1450年在位，期间南征日本，北击女真，巩固了朝鲜政治版图。另外大力发展经济生产，鼓励科技发明，调节农税，改革历法。被韩国人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

朝鲜世宗李裪，1418年至1450年在位，期间南征日本，北击女真，巩固了朝鲜政治版图。另外大力发展经济生产，鼓励科技发明，调节农税，改革历法。被韩国人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

1446年，“训民正音”正式在朝鲜颁行，世宗大王在其御制中说道：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卷百十三·世宗28年9月29日·甲午》

另外，参与“训民正音”制定的官员成三问也表示：

我东方在海外，言语与中国异，因译乃通，自我祖宗事大至诚……既作训民正音，天下之声，始无不可书矣，于是译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正韵，以正华音。

《东文选卷九十四·序·童子习序》

可见，“训民正音”远没有今日韩国历史学家所描述得那么富有“民族主义”的意味，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事大主义”是其处事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包括使用好天朝文字，站在世宗大王的角度上来看，传统的两种文字记述方式不便于理解使用汉字，因此创制“训民正音”，其基本出发点绝非摆脱汉字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束缚，而是更便利，更广泛地在朝鲜推行使用汉字。

对于朝鲜士林以及学界而言，使用“训民正音”读解汉字，可以更为有效地帮助他们学习理解中国文化，逐步摆脱其原生的夷狄身份地位。

“训民正音”（后文均简称为谚文）的发展历程也着实非常坎坷，世宗推行谚文还不到半个世纪，便在李朝史上第一位昏君燕山君统治期间遭受了重大挫折。据说曾有朝鲜臣子使用谚文上奏燕山君批判其苛政，民间也有民众用谚文宣传其暴行。

由于谚文被其视为“粗鄙之语”，震怒之下的燕山君下令直接全面废止谚文，并查抄焚毁大批谚文史籍，史称“谚文禁乱”。“中宗反正”后，虽然谚文的使用得到了恢复，但世宗朝的部分谚文版例从此佚史，所以直到今天，在韩国民众民族自豪感中占据很大地位的韩国谚文，其最早发源和创制方式仍是韩国学界炙手可热的争议话题。

谚文的颁行，在漫长的朝鲜历史中，或者说在李氏朝鲜前期时代，仅仅作为一项普通的文化改革事件，并未激起多大的波澜。谚文诞生后也并未取代汉字的地位，而且还遭受了许多两班大臣的激烈反对，在以华夷秩序主导的东亚世界，实行谚文被视为一种向着“中华化”的逆行，无异于将朝鲜重新引至“夷狄之国”。

因而谚文虽然理论上在全国推行，实际上的使用却并未有着实际的增长，汉字和吏读文仍然占据了书写文字的主导地位，而世宗本人在扩大谚文使用量方面也并未实施任何政令。李朝三大史料集《李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以及《日省录》皆由汉字编纂。

诉讼、告示等官方行政文书仍使用吏读文书写。谚文的使用主要局限于翻译和纂辑佛教和儒家经典、语言文学、农医书等。谚文真正发挥其作为一种辅助识读汉字的工具作用，并在民间广泛流行，也要等到壬辰战争结束后的17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