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一

近来湖北省的一则小学教师被举报的新闻，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群体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遭到个别家长的不断举报，举报理由堪称匪夷所思，该教师驾车上下班、上课穿裙子、在校点外卖都成了槽点。

后经该校调查核实，该教师并无失德行为。可以说，个别家长的举报行为纯属恶意刁难和没事找事，属于滥用维权渠道。

必须指出的是，此类事件并非个案，部分家长群体滥用维权手段，粗暴干预社会正常运转，对一切他们认为影响到自己孩子鲤鱼跃龙门的因素大打出手，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免死金牌横行霸道已非一日。

远的不说，就说每年高考季，考场周围几乎必然发生家长作妖事件。

比如今年6月份，就有个别家长声称，由于考场周边有高铁铁路，为了减少噪音，询问能不能让高铁降速甚至停运，以免影响到考生发挥。此事在当时就引发了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反感，有人说的话话糙理不糙：“要不要为了让你孩子高考，干脆停止地球自转算了？”

其实这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毕竟只是提一提意见，就算意见本身不切实际，但至少没有把手伸得太长，而个别家长则更为过分。

比如，笔者居住地这边就曾经发生过家长前往距离考场近两公里之外的一处工地阻挠施工以减少噪音，为此与工地工作人员爆发冲突的事件。还有家长自行拉起非法拦截线，封锁考场周围交通，阻挠车辆乃至行人通过。最好笑的是，甚至还有家长要求考场周边执勤安保的警察将执勤点竖立的红蓝警灯关闭，以免“晃到考生的眼睛”，警察拒绝后和警察发生肢体推搡冲突。

此类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给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的范畴，而是一种上纲上线和扩大化。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考生们，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个别家长的偏执情绪和强迫症。

而且，此类事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教学和考试等专属于教育工作的领域，在其他领域也颇为常见，尤以文化产业领域为重灾区。

在文化产业从业者和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中，“家长”这个头衔简直令人闻风丧胆：网文被他们认为写得太过露骨，影响了他们孩子学习，举报；电视剧被他们认为影响不好，干扰了他们孩子上进，举报；游戏被他们认为会导致孩子沉迷其中，减少了做题的积极性，举报；短视频被他们认为分散了他们孩子的注意力，举报。

这里不妨化用一下郭德纲的著名台词：“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关键是你得好好做题。”

二

在笔者看来，中国部分家长之所以会如此滥用维权工具和举报渠道，如此偏执而神经质地消灭那些在他们看来影响了自己孩子做题的外部因素，根子出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且久治不愈的教育资源军备竞赛问题。

可以说，中国社会对教育的理解，是比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要拔高一个层次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教育被认为只不过是掌握一门谋生技能所必须经历的途径，或者只是单纯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而在中国，一个人若是没有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没有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在社会和家庭层面是会被认为具有人格上的缺陷和某种道德上的不完整性。

换言之，教育对中国人来说，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更被视为一种价值诉求、一种精神寄托。为了教育，众多东西都可以放弃或让步。

早年中国的许多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句相当出名的口号：“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深究下来，实际上颇有几分细思恐极的味道——因为它在实践层面往往表现为贫苦家庭或地区穷尽一切，砸锅卖铁，把仅有的一点社会财富全部兑换成当地所能接触到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以背水一战的架势全部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去。

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固然可以被解释为家庭责任或者亲情所致，但其底层逻辑中所蕴含的对现状的绝望和对抓住“改命”稻草的不择手段，则是令人胆寒的。

可以说，他们为了摆脱现状，把自己打磨到了极致。假如发生了任何可能影响到他们教育资源的利用和获取的问题，哪怕是最轻微的问题，他们也会激动不已。而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最终教育所产生的收益无法覆盖教育投入，也在所不惜。

比如当年颇为有名的纪实题材电影《背起爸爸上学》里有这么一个桥段：男主石娃的父亲因工受伤，瘫痪在床。为了让自己儿子放心去省城读书，不被自己这个包袱拖累，他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差一点就得手了。最后男主石娃为了既照顾自己瘫痪的父亲又能继续读书，就只好背起爸爸上学。

这种不惜放弃生存权也要全力保障教育资源的做法，在世界上其他文明圈是不多见的。

教育资源“军备竞赛”一开始还停留在可量化、可感知的物质阶段，比如追求名师、名校、教培、学区房、长课时、大题量、好专业、优质的文具、精美的书包、度数合适的眼镜。但正如人世间的一切军备竞赛都没有尽头一样，这些还远远不够，至少在家长们眼里是不够的。

当物质因素的内卷卷无可卷，有形的竞争到头后，就开始了无形的竞争，比如教室里的座次排位、作息时间、教职工的精神面貌、学校的校风、班级的氛围、早恋，甚至连流行文化产品都要被囊括其中。

那位湖北老师之所以会因为穿裙子、吃外卖等被家长举报，本质上就是这种“军备竞赛”逐渐失控的产物——家长对教育资源的极致追求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程度，以至于对学校教职员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过于极端化的要求。他们会严厉审视一切不符合他们道德观感的事物，并激烈纠正一切潜在的偏差，当教职员的个人行为与这些家长的道德审美相抵触时，他们就以道德警察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