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巨大的应用场景支持，支付宝有了不停“迭代试错”的机会和实力，又反过来促进了研发，如今蚂蚁旗下的第四代支付宝，在技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率先实现了对印度和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技术输出”，在应用上“弯道超车”之后，技术上也实现了“弯道超车”。

林张产业政策理论 是解释中国的两个维度

第二件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林张产业政策之争。我是维迎老师招进北大光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都受过他的市场思想启蒙，对政府的手保持着天然的警惕。这几年我在现实世界里的观察，又觉得林老师讲的很多道理都特别准确。

我在上海看完了辩论的直播，其实两位老师的理论都比较熟悉，现场讲的内容倒也没有出乎意外，但给了我一次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机会。在要不要产业政策上，林张看似持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维迎老师认为，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所以不应该要产业政策，毅夫老师强调，政府应该通过制定与现阶段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实现更好的挖掘增长潜力的产业结构。一个花甲，一个半百的两位老先生在台上唇枪舌战，加上黄益平老师风度翩翩的主持，特别有北大思辨的精神气质。但是后来我仔细琢磨，他俩的讨论其实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产业政策之争现场。从左到右：林毅夫、黄益平、张维迎

张老师是强调的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市场不存在太多扭曲，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号，任何人为的干涉都会破坏这个信号机制。他的思路更像哈耶克，是要求“回到斯密”，回到最基本的理性。

林老师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是路径相依的，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有其适配的产业结构，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思路，更接近凯恩斯强调波动的存在，因而强调调控的必要。

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也是闹腾了近80年的话题了。经济学讲究一个“一般均衡”，哈耶克要求让市场去寻找均衡，政府的上帝之手需要控制到最小，而凯恩斯则认为，市场存在不完美（比如动物精神），谁也不知道均衡在哪里，所以市场会有巨大的波动，政府需要一定调控。

如果我们再往历史的细节里面挖掘，就会发现，其实哈耶克和凯恩斯理论都是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性的。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一派针锋相对的是当时正在盛行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1917年之后，苏联模式在学术圈一直拥趸不少（著名的萨缪尔森就不只一次的公开赞美苏联模式是最好的经济模式 ）。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在这么一个靶子下写出来的，“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号”是针对苏联政府从头到脚的“上帝之手”而言的。而凯恩斯曾任职于英国财政部，他的《通论》的出发点和思考路径都是在已经完成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英国的框架下进行的，一战前后发生在英美的巨大经济波动引起了他的警觉。让一个被绑缚得死死的人解开枷锁，和对一个精壮的年轻人谈运动规则——这是这两本宏伟巨著的时代大背景。

尽管两本书都具有跨时代的一般性，但是写作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描述，学术观点更是一种主观意识下的客观表达而已。所以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是我对理论的理解肤浅吧），我从来没有觉得哈耶克和凯恩斯不相容过，他们在我脑中不过是均衡的不同纬度，均衡本来就是复杂的，就像人性从来无法用黑白是非简单区分。

同样的逻辑，维迎老师针对的是中国仍然存在的各种市场扭曲，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扭曲，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市场干预少，摩擦少，市场机制运行良好）。毅夫老师针对的是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和“转型中”，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不是跳跃式的，而是分布在一个连续频谱之上，对应着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禀赋结构，要求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政府“有为”，去改善市场基础设施，帮助市场发育。

维迎老师希望政府放弃权力和资源，毅夫老师则承认政府拥有权力和资源的现实，希望政府合理的使用权力，配置资源。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谈起对林张理论的想法，家里正好有人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转变，对于产业政策这一块特别敏感。家人的阐述完全印证了我的想法，维迎老师和毅夫老师讲的是中国现状的不同维度——

一方面，盲目的产业政策害了不少产业，一个典型的是动漫行业，当年国家要求支持动漫行业，然后各级政府就开始大撒币，她所在的产业园里一夜之间多了无数“动漫公司”，大多是来混政府补贴，搞寻租的，然后几年过去灰飞烟灭，动漫行业一直暮气沉沉，反观网游行业，是当年不够重视，限制，管控和“支持”都比较较少，大体上类似负面清单式的管理，反而发展得蓬蓬勃勃。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从传统演化和现实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历来是强政府。从一个巨大的计划经济转型，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土地财政之后，体制内沉淀的巨大资源和体制的巨大惯性，都是现实的约束条件，这不是一句“改革”就可以改变的。

我的家人告诉我，在现实条件下，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土地，政策，资金，甚至人才储备等很多微观层面，都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很多企业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懂企业的”的政策。但在现实中小企业和政府之间是割裂的，存在着巨大信息不对称——中国的“熟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

因此，解决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让双方的信息可以反馈，将政府的巨大存量资源匹配到企业，通过企业的成长实现政府资源的流动性。这种“匹配”的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这不是一涌而上的智库专家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些来自企业，扎根企业，熟悉政府，超越政府的专业队伍去推动和完成。相比“改革”的呼唤，这种“行动”应该算是寻找去现实约束中的次优选择吧。

市场理想践行者要承担不被理解的风险

坦白说，只要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就难免被标签化。张维迎老师容易被贴上“反政府”的标签，而林毅夫老师的理论则更容易被滥用，因而容易被批评为“为政府背书”。在市场被当作宗教的环境里，林毅夫被骂的风险更高一些。但市场，却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作为“迄今人类历史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不是免费的，而且很昂贵，建立和维护都需要耗费很多资源 ”。而林毅夫理解了这个约束，并力图在这个约束下，找出跨越约束的现实方案。

在我眼里，维迎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的思想启蒙者，具有殉道者一般的理想主义光芒，而毅夫老师则是这个时代市场理想的践行者，在现实约束中，积硅步以致千里。他为这个理想，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一般自律、严谨和勤奋，还需要承担不被时代理解的风险。

几年下来，我看到林老师修得极短极平的寸头多了些灰白色的痕迹，眼角也多了些皱纹，但仍然温和，谦逊，自制。我看到的他从来没有过度的情绪，永远温言细语，即使感到不悦也只是将微笑稍微敛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高大挺拔的背影中，我却总是读出很深的，属于古典时代士大夫的痛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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