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受到一些诟病，主要集中在环保问题和劳工福利方面。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一些西方媒体意识形态挂帅的故意炒作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主客观原因呢？

唐晓阳：环保和劳工福利方面被盯上的确实比较多，但问题不一定局限在这两方面，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最初讨论的，非洲复杂的营商环境的问题，包括非洲国家普遍存在政府能力的缺失、法律法规的漏洞以及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等等问题。

中国企业在非洲应当遵守当地法律，服从当地政府监管，但是如果当地法律有一些标准缺失，或者虽然有标准，但政府执法能力有问题的话，中国企业往往只能选择随波逐流，因为如果选择自我约束，执行更高标准的话，就可能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影响市场竞争力。

又比如产业发展阶段问题，非洲有些国家或地区选择发展皮革产业，往往从动物宰杀和初级处理环节开始，工艺比较原始，产生的污染很大；另外，从劳动福利角度来讲，非洲目前大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体力付出较大，工作环境也较差，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肯定比较艰苦。

观察者网：刚才谈到法律完善程度和政府执法能力，据我所知，有些非洲国家的部分法律法规标准极高，有的直接照搬欧盟标准，但是这样的高标准与当地的发展阶段和政府执行能力不那么匹配，对企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面临一种两难？

唐晓阳：是的，首先是标准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标准，执法时需要辅以一些技术手段加以测试，但当地可能根本没有这些技术手段和条件，导致标准只能沦为一纸空文。甚至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还会为某些官员选择性执法、甚至权力寻租提供条件，比如一个标准其实所有企业都达不到，某些检查官员就可能据此索贿，甚至可能委托第三方出具有偿报告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对中企来说，如果面对这种情况，确实很难选择。

另一方面，有些环保标准和非洲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否匹配，这也是一个争议话题。比如有些国家确实不想“先污染，后治理”，希望发展一些更绿色更环保的产业，作为中方投资来说，如果要在当地发展，还是应该尊重和遵循对方的意愿。

最近非洲一些国家确实在讨论是否要发展火力发电的问题，虽然中国不少企业拥有很成熟的清洁煤炭技术，能够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但有些国家依然认为火力发电是一种过时的落后技术，而要求发展更多新能源。当然现在中国也有能力满足对方这样的需求，因为不管是光伏、风能还是水力发电，中国都有最先进的技术和足够的产能。

观察者网：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您认为应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呢？

唐晓阳：我们在各地交流中也发现，中国企业过去20年“走出去”过程中，确实有些地方需要加强监管，但由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政府不能对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直接进行司法管辖，所以我们实践中有一些变通的监管方法，比如对于国企，可以通过国资委、党委督促他们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这些央企、国企和一些大型私企往往也是跨国企业，资金、能力各方面相对有保证，主观上也非常注重自身的企业形象，确实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小私企，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约束力比较弱，例如，驻非中资企业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国政府的官方统计，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共有3049家中资企业在非洲注册。但据一家境外机构2017年出具的报告估计，在非中国企业有1万多家。我认为，这两个数字都不太准确，因为在非洲的中国私企很多，它们并不需要在中国政府注册，到了当地也不需要向使领馆报备，还有中企从第三国向非洲国家投资，或者本身在非洲发展再投资新的企业，对这些企业很难全面统计，更无法掌握情况和监督管理。

中国铁建在非洲建设铁路

观察者网：某些在非洲的私企主观上责任意识是否比较淡薄，认为非洲就像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管理粗放、机会较多的市场，企业在这里可以野蛮生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唐晓阳：是的，但这可能不完全是国企、私企的问题。央企、国企做得相对好一些，其实并不完全因为其国家属性，而是作为一个大型企业来讲，本身就更关注长期利益，私企中规模比较大的，愿意做长期谋划的企业，都会更注重全面和长期的企业形象。比如在今年4月非洲知名媒体分析机构BrandImpact发布的（全球）“非洲市场百强品牌榜”中，四达时代、传音、华为、联想等大型民营企业都榜上有名。

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更重要的是短期利益，没有精力去关注长期或集体形象，这也影响到“中国货”在海外的集体品牌形象。比如一些产品根据中国的监管标准，质量不符合要求，不能上市销售，但在非洲国家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其质量标准比较低，甚至有时候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所以很多产品会通过各种途径偷偷绕过中国的海关监管，出口到这些国家，这样的行为其实是违法的，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企业实际上在中国政府视野之外。这就会让当地市场充斥很多低价劣质的中国产品，这是近年来海外对中国货质量认同比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观察者网：如何对这样的行为进行遏制呢？

唐晓阳：在实际操作中，首先，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地方商会、同乡会等民间自发组织网络进行行业自我监督和自律；其次，可以通过比如“绿色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工业园这样的政策扶持吸引模式，吸引这些企业进入国家视野，促使其接受更高的环保标准及其他标准监督。

观察者网：客观上来说，西方全球治理过程中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媒体、NGO等，发挥政府之外监督作用，我们能不能辩证看待这些办法，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为我所用？

唐晓阳：西方主要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媒体和NGO监督，比如当年在尼日利亚三角洲，壳牌发生了石油泄漏事件，引发对这个公司的全球性抗议；另一个是严格的“海外反腐败法”监督，使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当地法律经营，不能配合对方的腐败和权力寻租行为。

从媒体作用方面来看，在中国一些企业已经走出去而媒体普遍还没有走出去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可能只能在国内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对海外中企的影响可能有限，当然，在国内的影响也可能转化为政府的重视，从而通过中国特色的作用机制，传导到使领馆、商会等机构，而在海外产生一些效果，这是一方面。

从海外反腐败法的作用来看，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有关海外贿赂的条款，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修改为: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但目前，可能因为诸如取证困难等因素，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著名的案例，这也是我在研究的一个方面，因为海外贿赂的危害性确实很大，它不但会造成环保、劳动福利等方面的问题，还会导致中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可能用不正当手段把正常经营的企业挤出市场。最重要的是，一旦这样的案件在所在国案发，会严重影响中国形象。所以我认为，随着中国的海外投资进一步发展，海外反腐败法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和执法力度。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今天非洲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可能都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受益者，那么对于非洲的广大农村、不通西方语言的地区，海外中企有没有必要和可能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去，真正深入到非洲的基层社会？

唐晓阳：我们主要有两类企业在非洲农村地区有活动，一类是工程建筑企业，他们很多都在大城市之外作业，建设公路、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当然从这些企业本身来讲，只是在那里短期作业，但工程完工后，可能给当地带来长期的社会效益，有助于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第二类是农业企业，有些中企在非洲农村开垦，但是相对来讲这些企业在非洲经营难度很大，因为当地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看到很成功的农业企业。

至于你说的某些非洲精英是西方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并不能一概而论。非洲反殖民独立建国的领导者不少是这类精英。但因为他们在得到这些利益的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始终处于西方体系的边缘，同时也会看到西方体系对自己民族的不公，他们可能比农民的反抗意识更强烈，而非洲的广大农民一没有受过教育，二没有接触过外部世界，所以从短期来讲，要求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农村市场，可能很难得到满意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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