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两化三州”贫困家庭的希望

据《潇湘晨报》报道，其实，为中国代表团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摘下东京第二金的侯志慧，也来自农村家庭。

1997年3月18日，侯志慧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梅塘村。小时候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一次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侯志慧被她的启蒙教练李志平发掘招入举重队。

“其实我们的运动员，家里几乎都是（像侯志慧）这样的条件，也几乎都是这样被我们的教练员招进省队的。”湖南省举重队总教练周均甫称，“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举重运动员都来自我们湖南的‘两化三州’那些贫困的农村家庭。”

所谓“两化三州”，是在湖南举重界乃至中国举重界都非常有名的安化和新化两个县，以及湘西州、永州和郴州三个市州。

7月26日，夺得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5公斤级比赛亚军的廖秋云，就来自湖南省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回龙圩镇。

2016年在里约奥运会夺金的龙清泉、向艳梅，来自湘西州的龙山县和保靖县，其中向艳梅1992年出生在保靖县，由古丈县输送。

2016年在里约奥运会男子举重56公斤级比赛中，龙清泉以总成绩307公斤打破世界纪录，1990年出生的他，第一次进入湘西体校的举重训练中心时只有9岁。

龙家人靠杀猪卖肉的收入维持生计，从6岁起，龙清泉就经常在放学后帮父亲把卖肉的板车推回家。进入举重队后，龙清泉还会收集一些饮用水瓶类的废品去卖，以补贴开支缺口。

“2000年夺得湖南举重第一块奥运金牌的杨霞（湘西州保靖县），伦敦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王明娟（永州江永县），以及像乐茂盛（永州宁远县）、廖素萍（永州江永县）、龙玉铃（湘西州古丈县）、杨炼（湘潭县）、杨帆（怀化沅陵县）等运动员，几乎都是出生在贫寒的家庭里。”周均甫介绍。

举重金牌：天赋、努力和战术的结合

举重运动员的夺金史，与其他所有竞技体育一样，都是“血泪史”，人们之所以更心疼举重运动员，是因为比赛中每一次试举，运动员使出浑身力气、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的样子，更直观地让人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和艰辛。

但举重不是吃苦就行，正如很多金牌选手的启蒙教练所说，这些人被选中，也因为他们是“好苗子”。

据湖南省红网报道，谌利军启蒙教练蒋益龙回忆称，初次见到谌利军，印象是：瘦、有精神、个子不高。

第一次见面，谌利军中午一点才到体院，当时他早中饭都没吃。蒋益龙对谌利军做了两项测试，立定跳远和俯卧撑。谌利军光着脚在水泥地板上，用力一跳，2.36米。俯卧撑做了五十个，考虑到没吃早中饭，蒋益龙没让他继续往下做。

测试完，在蒋益龙的心里，认定了一个事，“这孩子是块好材料”。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比赛中稳稳拿下金牌的侯志慧，也是因先天条件突出被启蒙教练挖掘。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一次小学运动会田径比赛中，身体结实的侯志慧被举重教练李志平发现，李志平称，侯志慧的协调性非常好，有天赋、脑子也活，掌握技术要领比同期学员快。

此外，获得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1公斤级金牌并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李发彬，重心偏了还能靠“金鸡独立”硬掰回来，也同样从小就展现出了运动天赋。

李发彬199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9岁时身高1米28、体重27公斤，立定跳远已经能跳到2.1米。

天赋加上汗水，成就了今天的奥运冠军，而战术也十分重要。

东京奥运会，在李发彬第二次挺举成功、总成绩领先11公斤的情况下，对手印尼老将伊拉万要了一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而中国队果断要了相同重量来占据主动权，逼伊拉万先举。

这是中国队提前准备的几套战术中的一种。事实证明，这个战术奏效了。伊拉万短时间连续两次试举消耗了更多体力，均以失败告终，使得李发彬“不战”而胜。

夺冠改变命运

获得奥运金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运动员命运的改变，冠军不仅意味着至高荣誉，也带来了经济收益。

据《扬子晚报》报道，我国的奥运金牌奖励从1984年的6000元提高到了2012年的50万元，而中原网报道称，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奖金又降到了20万。不过，这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奖励，来自选手所在地政府的“地方级”奖励甚至更加丰厚。

报道称，陕西、辽宁、浙江、湖南等体育大省对获得金牌运动员的奖励都在四五十万元左右，再加上社会上各商家、企业的赞助奖金，每一个金牌运动员最终所获奖金保守估计，均在百万元以上。

如果算上一些商业代言与活动，一枚奥运金牌带给运动员的收益将会更大。

但举重并非是高度商业化的运动，与乒乓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等更热门、商业化更高的项目相比，后期收益并不算高。

尽管随着国力的提升和自信心的增加，大家对奥运会更“宽容”了，对没有发挥出水平的运动健儿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但对于谌利军和一些来自贫苦家庭的运动员来说，长达数年的训练与备战，当中艰辛是旁人无法想象的，能拿到金牌，是对他们努力付出的最好回报。

正如网友感叹：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举重运动，希望更多的举重运动员成为竞技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