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焕雄建议，处理校园欺凌事件首先要多方联动，综合治理，如果仅仅通过报警处置学生欺凌事件，特别是够不上刑事案件的一般欺凌事件，既使欺凌事件复杂化，又使欺凌事件处置滞后，岀离了教育部门和学校对青少年成长负有教育责任的宗旨。处理结果就落在家长身上，给钱摆平，丧失对实施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育责任。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要加强家庭教育，但不等于在未成年人违纪违规时，仅仅由父母出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而代为受过。正确的处理办法是，按照《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的通知》要求，坚持“教育为先”的原则，强化教育惩戒作用。同时对被欺凌学生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心理阴影，恢复自信，融入学校正常生活。

完善法律法规多元共治防欺凌

对此，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邓和军博士表示，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1月17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与暴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但校园欺凌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说明我国在校园欺凌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仍有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国针对青少年保护的法律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但都没明确界定校园欺凌。”邓和军说，《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但是主要是预防来自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侵害，而并没有预防来自于同龄人的侵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行为包括结伙滋事、拦截殴打他人、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等严重不良行为，虽然可能与欺凌行为相关，但是并不能与欺凌行为相等同。教育督导委员会下发的《通知》中第一次给出了校园欺凌的定义。但由于《通知》属于行政文件，给出的概念并非严谨的法律用语，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和可操作性，给现实中的校园欺凌的认定带来了困难。另外《通知》仅是处理校园欺凌行为的参考性文件，立法层面的概念界定仍然是缺失的。在立法层面，对于校园欺凌案件的启动与认定程序也是缺失的。

另外，惩治不足，是我国在治理校园欺凌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校园欺凌案件中，对施暴者启动刑事程序的较少，更多的是适用行政处罚。由于未能达到行政责任年龄，所以行政处罚大都不予执行。大部分案件采用教育处分、和解、赔礼道歉的方式解决。在对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实施惩戒时，存在“重教育，轻惩戒”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思路。

同时，我国的教育机制也需要完善，目前存在惩戒权缺失和教育矫治不足的问题。《教育法》与《义务教育法》都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开除学生。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批评教育，但是不得进行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对犯错的学生，学校与教师拥有怎样的惩戒权利，两部法律并未言明。《指导意见》给出的方案是在学生素质评价手册上做负面记录。但是这种荣誉处罚措施，对于那些对荣辱并不看重的学生而言，显然是隔靴搔痒。

另外，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与孩子监护人责任有待明确与加强。《侵权责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分别规定了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和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学校和教师应当如何处理，应尽那些义务，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流程，目前的规定是缺失的。

家长作为孩子监护人，多起欺凌事件说明，无论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其行为和遭遇都与父母缺乏管束和管教方法不当有关。欺凌行为与家庭有着重大关联，治理校园欺凌离不开家长的参与。然而实践表明，虽然法律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但是监护人职能虚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监护职责，强化其监护职能。

（原题为《海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要强化学生欺凌事件处置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