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要有外在的宽松环境，但内在还是要有紧迫感”

蒲慕明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获得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奖，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2014年和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前都获得过格鲁伯奖。当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笑着问起，是否也有希望获得诺奖时，蒲慕明很快作答：“有许多比我更出色的科学家。”

“Random Walk in Neurobiology（神经生物学中的自由漫步）”，这是蒲慕明在格鲁伯奖颁奖时的演讲题目，也是他科研经历的真实写照。蒲慕明是研究神经可塑性的，在许多人看来，他自身就非常具有可塑性，觉得有意思的课题就全情投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计划，而很多时候他会受社会需求的驱动，因为他总想着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早在1974年，他第一个测量了分子在细胞膜上的扩散运动速率，由他建立的“光漂白”技术至今仍是测量细胞内蛋白质运动速度的标准方法。

传统教科书上写着，神经细胞的轴突导向是由导向分子本身特性所决定，蒲慕明却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认为神经轴突对导向分子的反应是依据神经元内部第二信使水平而决定的；过去一般认为神经营养因子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神经细胞的存活，蒲慕明的工作却指出神经营养因子对突触的转递功能有快速的强化作用，从而开辟了“神经营养因子与突触可塑性”新的研究领域。蒲慕明的工作还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大脑可塑性在神经细胞层面的认识，即大脑神经细胞是如何形成新的连接，以及如何依据电活动的时序改变已有连接强度。

“网上流传着一封我写给实验室年轻人的信，其实里面很多话都不是我写的，比如不能午休之类。”蒲慕明笑着说，年轻人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总计50个小时，否则做不好科研，科研要有外在的宽松环境，但内在还是要有紧迫感。

蒲慕明的手上已经长出了老人斑，却被同事们打趣“逆生长”。对此，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是去上学了。”只要在上海，就算是双休日，他都会去办公室，每天工作10小时对于他来说只是“标配”。有时觉得累了，他就在办公室打一会儿太极拳。

蒲慕明办公室上摆放着两台电脑。黄海华摄

最欣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这是蒲慕明曾经给神经所的课题组长群发的一封邮件。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神经所成立19个年头，至今没有一辆公车，他也没有专车或司机。在搬进新楼前，他的办公室墙面受潮剥落，他从未要求所里装修一下。“说话太直，对许多事不能容忍，是我的缺点，但也可能是优点。不管怎样，我不打算改了。”蒲慕明一字一顿地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和蒲慕明相处久了，很多人都会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染。与他相处多年的同事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我所仰慕的知识分子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就算呆在一间狭小的斗室，也不会忘记打开窗户眺望远方。”他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说起了他仰慕的大师竺可桢。竺可桢早年在美国学习，是一名气象学前沿科学家，回国后他花了10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建设简易的气象站，虽然没做前沿研究，对中国农业发展有很大贡献。后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心做教育，也没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不是在自己科研兴趣驱动下工作的科学家，而是受国家社会需求驱动去做事，这正是我所敬重的。”

从2005年开始，蒲慕明每年都带研究生开展科普支教，一直坚持至今。有人曾对他说，做得再多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科普。“一方面是想种下科学的种子，另一方面是想让学生接触社会，知道社会的需求，这样对社会才会有感情。”其实早在蒲慕明就读大学期间，他就在一个暑假翻译了十万字的《汤普金梦游记：近代物理探奇》，至今仍是台湾地区最畅销的科普书籍之一。这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着实不易，他也因此学会了如何自律地完成必要的进度，每天坐在桌前10个小时以上。

蒲慕明年轻时翻译的科普书籍。黄海华摄

受他的影响，两个女儿也热心公益。“她们都比我更有名气。”蒲慕明的大女儿蒲艾真是知名美国社会活动家，一直关注劳工权益保障，2012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小女儿蒲婷是今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天堂堵车》的影片编辑，关注的是一位有抑郁症的艺术家。作为父亲，他一直是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女儿长期做义工，没有经济来源时，都是由蒲慕明支付生活费。“要放手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强加我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