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今年3月的伦敦书展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宣布将于明年出版乔安妮·拉莫斯（Joanne Ramos）的《农场》（The Farm）。这本书的故事背景是代孕行业，展开了女性的悲惨经历。基兰·米尔伍德·哈格雷夫（Kiran Millwood Hargrave）的《瓦尔德》（Vardø）则讲述了十七世纪的审巫案。Picador出版社在一场十三方参与的竞标大战中，以六位数高价签下了这本书。YA书评网也被这种对悲惨故事的痴迷所支配：露易丝·奥尼尔（Louise O'Neill）的《永远属于你的》（Only Ever Yours）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将《使女的故事》重新带回了青少年市场。

阿特伍德这本1995年的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冲刷，至今依然直戳人心，力量没有丝毫减退。阿特伍德凭借当年现有的科技水平和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搭建了一个父权制的极权主义国家，让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读者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到了今天，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故事在新的时代也产生了共鸣。这部剧集拍摄期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放映时他已成为了美国总统。《使女的故事》一放出，立刻给女权主义者们建立了一个亮眼的参照系，她们穿着使女的戏服走上街头，反对禁止堕胎法案，一些时装设计师也把使女的服装搬上了T台。

然而，随着第二季的开播，部分观众对剧中的残忍暴力感到不适了。第一季的故事紧扣小说原著，刻画的是女主角奥芙弗雷德遭遇的痛苦，而第二季脱离了小说的原材料，更多聚焦在揭露基列国无尽的丑恶面上。《纽约》杂志称之为“一部永无止境的可怕的女性主义施虐色情片，和最厌恶女性的作家有得一拼”，文中还进一步探讨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情节，到底是能给故事带来更深的内涵，还是仅仅出于病态的施虐心理。

《使女的故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而与之相反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中则展现了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在那里，女性的地位不再低人一等了。代表作包括十七世纪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中篇小说《她的国》（Herland）、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和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的《女男人》（The Female Man）。回头看看这些“如果”，令人精神振奋。

《黑暗的左手》中的格森（Gethen）是个虚构的星球，又称冬星。在那里人们的性别没有男女之分，相反，每个人既能排卵也能授精，随机应变地承担起男人或女人的角色。作者勒奎恩写道，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不会被划分为强壮的一半和弱小的一半，没有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没有统治者和屈服者，没有主人和仆从，也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区别。”这本书将矛头指向了人类性别阶级之间的残忍，以及这种环境下处处受限的生活。

内奥米·奥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权力》（Power）是近年来重建这种乌托邦式想象世界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书中女性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器官——“线束”（skein）。强大的电流能通过线束对异性进行电击，这样一来女性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她们能像历史上男人使唤女人一样支配男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人能轻松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男人，并且获得权威、受人敬畏，这确实可喜。而小说的大逆转也饶有趣味，揭露了在我们社会上男性的缺点和不足。高傲的女性角色对卑躬屈膝的男人说，“男人支配的世界”一定“更加友善，更加体贴，说句不中听的话，一定比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吸引人得多”。

男主角通德（Tunde）也描述了身处一个劣等的性别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这种话，着实令人震惊。只有当亲眼看到一个男人也忍受着女人曾经受过的苦，你才会明白我们离“女人也是人”这个“激进”的概念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权力》并不是一本变革的宣言，书中的一个章节《夏娃之书》描述了未来的母权制宗教。其中写道：“权力的形式永远是一样的。”男人掌权时，她们用权力来支配女性。权力落到女人手中，她们也会反过来控制男人。在这里，不由性别阶级定义的社会依然迷雾重重，难以实现。

《卫报》报道截图

当然，这样的批评也就意味着，小说有义务担起呼唤变革的责任，这也让事情变得棘手起来——将文学作品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这意味着什么呢？对阿特伍德（在《权力》的写作期间，她一直担任奥尔德曼的导师）来说，这一直是个争论的热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与自己的“女权主义”标签乃至整个女权主义运动总是无法自处，她缺乏自信、畏手畏脚。2017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中，她回答了“《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权主义小说”的问题。她说：

“如果你指的女权主义小说是一本意识形态宣传册，宣称所有女性都是天使，她们总是受害者，而且不能做出道德选择，那么这本书就不算。如果你指的是这样的小说——女人也是人类，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喜好，有着不同的想法，她们的角色有趣而重要；围绕她们展开的故事对小说的主题意义重大，不管是对故事结构还是情节都不可或缺——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许多书都是‘女权主义’的。”

这个回答只是破除了她的小说中政治宣传的嫌疑，但与其说这是个正面回答，倒不如说她只是在两种站不住脚的女权主义之间游走。女权主义既不是“女性完美”的宣言，也不是身为女性所遭遇的事情。女权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瓦解制度上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以及在经济方面、性方面以及生殖方面（《使女的故事》将这两方面展露无遗）对女性的剥削掠夺。

“意识觉醒”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女人们分享交流自己的过往经历，意识到并正视问题真真切切存在这一现实。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的热潮恰恰贴合了这一点——她们正在发现问题，拆解读者们既有的认知，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描述还得经过讽刺和夸大。但唤醒意识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只有当它为协同努力打下了基础时才会有意义。政治文化评论家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指出，当代的女权主义在意识觉醒方面展现了其不可比拟的力量，但却难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