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广生】

我一生从事外经贸工作，见证了这个领域了不起的变化和发展，感到无比骄傲。外经贸的变化发展，背后反映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国家的强大。今天外经贸的大发展，一路走来是很不平坦的，我们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等，中国外经贸饱受困难和挑战。

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外经贸实现了重大发展，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经贸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终于从一个贸易小国、弱国成为贸易大国，现在正在朝贸易强国道路上迈进，这对我一个长期搞外经贸的人来说心情是振奋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来时路，有一些片段至今难忘。

亚洲金融危机的煎熬

1998年我担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上任伊始亚洲金融危机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在这之前的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放弃实行多年的与美元固定汇率制度，泰铢对美元汇率当日狂泻20%，坚持了四个月的泰铢保卫战失败。此后，风暴快速蔓延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后波及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整个东南亚。其中，日本、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货币很快分别贬值到21.5%、32.8%、41.7%、80%、40.2%、39.4%和18.3%，并造成了香港股市、汇市的剧烈动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形成严峻挑战，中共中央采取多项措施有效抵御了危机的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图为1997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

这场金融危机既突然也不突然。

说其突然，是因为当时确实很少有人意识到泰铢保卫战的失败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前奏，连号称“亚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对此也未过多留意，更没人预感到这场金融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说不突然，是因为经过十几年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其经济已产生不少泡沫，国际上各种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蜂拥而入，政府缺少管控经验，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国际金融大鳄早就看在眼里，随时准备发动进攻，捞取厚利。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事后证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国际金融大鳄一手操控的。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容易击破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这场快速发生、四处蔓延的金融危机，对1998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是突然的，也是巨大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后的香港仍是亚洲和世界的金融中心，而中国外贸当时占国民经济体量的30%以上，整个GDP增幅中有两个百分点由外贸拉动，吸收外资也已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成分。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保8”，而出口和引资成为“保8”的关键。主要难题来自：

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提振了东南亚各地区的信心，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在危机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需下降20%以上，才能达到与周边国家可以竞争的水平，这么做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出口市场受到重创。当时中国前六大贸易伙伴中的四个（欧美除外），即占我国出口比重24%的中国香港、17.4%的日本、6.6%的东盟、5%的韩国市场，也就是说全国53%的出口市场出了问题，这对中国当年出口造成的震荡可想而知。

中国吸收外资形势严峻。亚洲是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地。1997年，东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占我国全部利用外资协议和实际金额的80%以上，金融危机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对外投资势必减少。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仅使当地企业遭遇严重经济损失，也使欧美及日本公司在亚洲的业务受到打击，其中日本公司最为严重。欧、美、日的投资者对东南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信心大减，对华投资更加谨慎。同时“98特大洪灾”使得灾区企业的正常生产、出口货物的出运和利用外资工作一度受阻，也对我国出口和引资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面对空前严峻的外经贸形势，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提出1998年经济工作的三大重要任务：一是确保当年国民经济增长8%；二是确保当年出口稳定增长；三是保证人民币稳定、不贬值。在经济工作任务实现的过程中，外经贸特别是外贸出口是确保全年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力军。中央对我们寄予厚望，朱镕基总理还对我们提出了出口增长10%的具体要求。我们的工作已处于风口浪尖，我作为部长责任重如泰山。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和部署，继续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增加利用外资。外经贸部采取了诸多具体应对措施，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力求当年能见效。具体方案有：

一是讲政治，统一思想。

应对危机，需要全行业坚定信心，共克难关。我们召开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并多次召开各种全国性专门会议和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会议等。部领导分头带队深入基层和企业调研，与地方一起为出口工作排忧解难。外经贸部设立出口领导小组，由我牵头，前后开了近十次工作会，确定一个奋斗目标，即“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甚至提出“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口号。我在会上对大家讲，各级外经贸部门要从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完成全年外贸出口的增长目标，外经贸战线的全体干部职工要以灾区军民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拼搏精神为榜样，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不懈，力保国民经济实现8%的增长。

二是经商有关部门，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出口和引资。

具体内容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从原来的出口产品退税率3%、6%和9%三档，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至5%、13%、15%、17%四档。同时加快退税进度，简化退税手续，从而降低出口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出口信贷贴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对出口企业自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间出口报关并于1999年4月30日前办理核销的一般现汇贸易出口收汇，给予每美元0.03元人民币的贴息，所需资金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列支。

调整出口卖方信贷利率。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下发《关于调整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利率的通知》，明确出口卖方信贷利率与中长期贷款利率脱钩，分为两档：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利率为5.22%，其他机电产品为5.85%。

进一步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理顺财政、外经贸、银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基金能尽快落实到企业，扩大外贸出口。

加强经营管理，处理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要求各级外经贸企业立足于“自强、自立、自救”，向管理要效益、要规模，努力实现降低成本和费用。提倡在出口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规模、保市场、保本出口，以此保发展潜力、保长远利益，扭转企业只讲效益不讲出口的观念。同时，转移国内优势长线加工能力，进一步推动境外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出口。

三是加快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出口和引资。

具体内容包括：放宽配额。1998年8月，紧急印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出口商品配额编报下达和组织实施的暂行办法》，进一步放宽配额管理。取消24种商品的出口配额许可证，取消5种商品一般许可证限制，取消茶叶和“两纱两布”出口的统一经营限制；对非紧俏类商品配额实行总量控制、自主申领许可证的办法；支持纺织行业解困，将被动配额可分量的15%直接分配给国家纺织工业局推荐的自营出口纺织工业企业，后又扩大到20%，同时凡是有自营出口权的纺织生产企业均可参加纺织品出口配额招标。

完善吸收外资政策。逐项落实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加大招商力度，拓展利用外资方式；抓好外商投资大项目的审批工作；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办好现有外资企业。

进一步放开进出口经营权。对国家重点联系的千户国有企业实行了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并进一步扩大到全国6800多家大型工业企业。发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出口权的暂行规定》，首批20家民营企业经批准已获进出口权，调动众多企业进行出口。

原产地证发放。1998年6月，外经贸部下发《关于加强原产地证明书管理和签发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原产地证管理和签发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大大便利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