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 秦皓昂】

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布逮捕令一事，引发世界关注。

3月11日，杜特尔特从香港返回菲律宾，入境后被捕，随后被带往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并于3月14日出庭接受审讯。 据称，审判可能持续数年时间，如果被定罪，杜特尔特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紧接着，3月16日，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公开表示，已经做好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要求逮捕杜特尔特其它盟友的准备。

尽管菲律宾早已在2018年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此后也没有重新加入，但国际刑事法院仍“顺利”地执行了此次逮捕令，这一系列操作，很难不令人联想其背后的政治性。

此次“逮捕令”事件，让人想到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但普京并未在意，2024年还出访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蒙古。随后，国际刑事法院表示蒙古国有义务逮捕普京，乌克兰外交部也于2024年8月30日敦促蒙古国逮捕普京。蒙古国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理论上需履行第59条规定的逮捕义务。然而，结果却是蒙古国拒绝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2024年9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左）访问蒙古美联社

两次“逮捕令”，看似相同的事，却有不同的结果。是什么因素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在性质类似的事件中遭遇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看似唬人的名称下，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事务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国际刑事法院是什么？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成立于1998年7月，其法律基础是《罗马规约》。该规约由约120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个人进行起诉的管辖权。目前，共有123个国家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正式开始运作，初始创立时有60个国家批准《罗马规约》。其总部设在荷兰海牙，但该法院不属于联合国结构，也与联合国国际法院无关。法院由18名当选法官组成，其机关总共有800多名雇员，来自100个国家。官方语言有六种：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其中英语和法语是工作语言。

除了审判部门，国际刑事法院还设有上诉部门、预审部门和检察官办公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负责领导调查和跟进刑事案件，并在法庭上提出起诉。预审室负责审查起诉书和关于被刑事起诉人员的豁免声明。审判部门为法官提供支持，并协助管理案件，而审判室则负责审理检察院提交的案件，并就被告人的罪责作出决定。

国际刑事法院路透社

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无论职位高低，也无论其是否是国家元首、政府成员和其他政要，均可被起诉。对于被法院所认定的罪名，不存在追诉时效。

根据《罗马规约》第13条，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以下情况下行使管辖权：

1.《罗马规约》缔约国将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2.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3.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主动提请案件审理。

预审室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会发出逮捕令：

1.有必要逮捕“犯罪嫌疑人”强制令其出庭受审；

2.被告人阻碍调查；

3.被告人继续犯罪。

逮捕令中包括人员姓名、具体罪行以及对相关事实的简要说明。逮捕令在法院决定撤销之前一直有效。国际刑事法院不能进行缺席审判，也就是说，它需要先逮捕被告才能开始进行审判程序。在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协助后，签署《罗马规约》的国家必须逮捕并把被告带到当地法庭。

如果涉事国家拒绝，国际刑事法院会将相关问题提交给缔约国大会或联合国安理会。另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向未签署《罗马规约》的国家提出逮捕请求。

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程序按照其规约和程序规则进行。在案件提交审理之前，会进行初步调查程序，包括收集证据、询问证人、专家和受害者等，以及确定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起诉。如果检察官根据初步调查认为证据充分，他将对特定个人或人员提出起诉。

国际刑事法院的庭审由初审庭或上诉庭进行，具体取决于程序阶段。庭审包括检察官、辩护方和受害者代表的发言、证人询问、证据提交和双方辩论。庭审结束后，法院作出判决，可能包括无罪释放、认定有罪和判处刑罚，以及可能对民事和道德索赔的决定。判决可以上诉至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庭，上诉庭审理法律和事实问题的上诉。

在最终判决后，如果认定有罪，则执行刑罚，由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执行。该法院可以判处被告有期徒刑或在特别严重的犯罪情况下判处被告无期徒刑，被告可以被送往由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确定的地方服刑。惩罚措施还包括罚款、财产没收、各种矫正措施等。此外，国际刑事法院有权作出决定，要求被告赔偿受害者，包括由犯罪引起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惩罚措施还包括取消其担任的职务。

可以看出，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了完整的司法程序和强制措施框架，但其实际效力高度依赖成员国的司法合作。由于缺乏独立的执法力量，法院的逮捕令和判决执行完全依托于缔约国的协助。其司法行动常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尤其当案件涉及大国或具有复杂地缘政治背景时，执行阻力显著增加。

即便法院依据《罗马规约》启动程序，大国仍可通过外交胁迫、经济制裁甚至法律对抗（如美国援引《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法案》）架空其管辖权。这种权力的作用使得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性”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成为空中楼阁，发展中国家经常指责该法院是在进行“司法殖民”。

不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大多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存在干涉国家司法主权的嫌疑。许多国家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日益政治化的现象，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或不遵守其判决，认为这些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做出的”。

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危机与政治抉择

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后，曾做出一项备受关注的决定，即于2025年2月6日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实施制裁，并且签署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的金融制裁令，理由是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了非法且无理的行动”。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联合国

美国官方解释称，这些措施源于国际刑事法院“毫无合法依据地宣称其管辖权，并启动了针对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包括以色列）人员的初步调查，还进一步滥用权力，发布了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无理逮捕令”。文件还指出，该法院对美国和以色列没有管辖权，因为这两个国家“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方”“它们从未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且“两国均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其军队严格遵守战争法规”。

除对法院官员及其家属实施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外，文件还警告称美国将继续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违规行为”采取重大限制措施。“违规行为”指的是，国际刑事法院侵犯了美国主权及“破坏了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包括以色列）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至关重要的工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