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被带走已超过4个月。2023年2月16日，即包凡被留置9天后，华兴资本公告，包凡“失联”。同月26日，再次公告，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调查”。

包凡接受调查，一些华兴资本内部人士认为大概率与其公司总裁丛林有关。丛林于2022年9月上旬被有关部门带走。

公开资料显示，在履职华兴资本之前，丛林在工商银行系统任职多年。1990年丛林加入工行，并相继在总行的信贷部、营业部、国际部等部门任职。2007年加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裁，又于2016年出任工银国际控股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在丛林到任工银国际后不久，于2017年10月向华兴资本批下了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根据华兴资本此前的公告，该笔贷款在华兴资本港股上市之后，于2018年9月还清。在借款偿还后不久，丛林就接受包凡的邀请，在2020年前后离开工商银行系统出任华兴资本总裁。丛林由体制内高管，摇身一变，成为了年薪过千万的华兴资本高管。

2023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破除银企旋转门》的文章，指出打击银企高管在位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这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

包凡被调查，是否与丛林的“利益输送”相关，丛林是否涉及“旋转门腐败”，仍有待相关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过，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政商“旋转门”等腐败花样翻新，金融领域尤其成为“重灾区”，也成为金融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

多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问题。对这类隐性腐败，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怀揣权力“余温”谋利

2022年4月4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她是“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的典型。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2021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巡视。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指出“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2021年7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落马。在蔡鄂生2005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原银监会副主席期间，姜丽明是他的下属。

纪委通报中，除了“逃逸式辞职”外，姜丽明还被指是政商“旋转门”典型。政商“旋转门”源于行政学话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目前更多用于描述非正当、非法的利益输送。在金融领域，多数发生在监管部门和银行等机构。

“区别于传统腐败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政商‘旋转门’会导致腐败披上合法外衣，以合法商业往来掩饰背后的权力寻租行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省纪检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邀监督员王立峰说。

姜丽明有着逾32年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系统管理经验。2016年11月，姜丽明辞去公职，赴恒大集团出任监事长，后任恒大集团副总裁。恒大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姜丽明是恒大集团副总裁，协助负责集团系统资金管理工作。

姜丽明在恒大集团任职的四年多里，集团债务总负债规模直线飙升。2015年，中国恒大的总负债为6148.93亿元；2016年底，恒大总负债约1.16万亿；到了2021年中期，这个数字已涨至近2万亿元。借款金额也从2018年的6731.4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7999亿元。

熟悉金融系统的姜丽明，多大程度上利用自身影响力帮恒大解决资金问题，目前仍有待披露。2020年12月31日，姜丽明辞任恒大副总裁。不久后，2021年三季度，恒大资金链断裂浮出水面。

“逃逸式辞职后，多数官员迅速实现了政商角色的转换，其实是保留着权力的余温，为其垄断巨额经济利益服务。因为在任期间，这些领导干部大多主政一方，控制着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王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磊等人曾在《依法惩治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犯罪》一文中表示，政商“旋转门”中公职人员离职后到与原工作业务相关的私营企业工作，主要可能涉嫌两种腐败行为，一是搞“期权腐败”，以“任职领薪”的名义收受任职时约定的好处；二是继续散发权力“余温”，利用在职时的影响力为所在组织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企业）看重的是离职干部在官场中的人脉和影响力。因为可以通过这些人去打通关系，认识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再请他们办事，谋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说。

在金融领域曾手握“重要权力”的还有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他是今年首个被指政商“旋转门”典型的中央一级金融单位落马干部。冯鹤年在证监会工作18年后辞职“下海”，2015年9月起担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同年12月起担任董事长。2022年6月初被带走调查，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

对冯鹤年的处分通报措辞也颇为严厉，指出冯鹤年在职时积极谋划“出路”，离职后持续利用原职务身份价值大肆敛财；利用原职务身份影响干扰发行审核工作，贪婪无度，数额特别巨大。

同样在发行审核领域大搞腐败的还有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调研员朱毅。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他任中国证监会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通报指出，朱毅利用发行审核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在职时提前筑巢，发审委委员任期届满后迅速离职。

和冯鹤年类似，朱毅辞职后在券商担任要职。履历显示，从2018年8月开始，朱毅担任头部券商国泰君安投行总经理等职务，主要负责IPO、再融资等业务。2021年11月被查，2022年7月被开除党籍。

“券商很喜欢从监管部门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有发审工作经历的。因为他们懂审核规则，熟知IPO审核重点，可以通过自身关系和审核层保持良好沟通。不过，这也为‘旋转门’留下隐患。因为只有企业成功上市，券商才能拿到完整费用，难免有券商动歪心思，希望通过这些辞职官员的关系，在发审委会议上对所保荐的企业予以关照，助其成功上市。”上述金融业资深从业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冯鹤年、姜丽明被查时间背景一致，都是在2022年2月，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完成反馈后不久“落马”。当时，巡视组均提出，银保监会、证监会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从左至右：丛林，工银国际控股原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姜丽明，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黄曦，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张华宇，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银企“旋转门”式腐败

姜丽明、冯鹤年曾经都是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怀揣权力余温“游走”商界。然而，由于银行业资金密集，业内还出现了“旋转门”的一种分支——银企“旋转门”。这类涉案人员曾经并不是公务员，未曾拥有行政监管权力，但依旧通过职位影响力大肆敛财。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案便是银企“旋转门”经典案例。

黄曦曾在建行工作了32年。2018年7月，她辞去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一个月后，加入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22年5月11日，辞职近4年的黄曦被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

处分通报称，黄曦在职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的典型。

从银行系统转身到房地产企业任职的，不仅是黄曦。2023年6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茆君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辽宁省盘锦市监委监察调查。茆君才此前担任绿地集团执行总裁。

茆君才曾先后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行长，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国家开发银行江苏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上海业务总部总裁兼上海分行行长。直到2017年，茆君才离开国开行，很快就加盟了绿地集团。2017年10月9日，绿地控股发布公告，茆君才正式获任执行副总裁。

从相关通报表述来看，“提前筑巢”为离退休后“权力变现”做准备，是“旋转门”的重要表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文章曾披露一则真实案例，该涉案人员曾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某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某部室总经理，2016年3月尚未从银行正式离职时，其凭借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脉和影响，经人牵线搭桥联系上某集团董事长，并担任该集团拟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未成立）筹建组副组长，以便后续捞取利益。

该涉案人员虽已离职，但仍利用自己原来的任职背景和影响力为不法商人疏通关系，获取紧缺的信贷资源，并从中谋取巨额利益。“银行内部制度虽较为严密，但现实中通过打招呼干预贷款发放的问题依然存在。”该案专案组有关人员介绍，有的干部碍于前领导威望或同事情面，顺水推舟协助办理业务，逾越制度红线。

不过，也有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风控比较严格，人走茶凉是常态，除非身居高位，否则没有那么大“能量”。更有可能是，在职时就开始与企业勾结，主要通过增信、贷款审批等相关业务进行利益输送，离职后再谋取巨额利益。

例如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他曾任光大银行副行长达11年。2018年9月，张华宇辞去副行长职务。此后，他出任过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庆信托党委书记、董事。2022年7月，张华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提到，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王立峰表示，政商“旋转门”腐败主要特征多样。有些官员提前筑巢，政商两界通吃；有的则是钱权交易分离，多为“期权式腐败”。

此外，在金融领域，政商“旋转门”腐败潜伏周期长，监管环节容易脱节。姜丽明是辞职近6年后落马，冯鹤年是离开证监系统近7年后被查，朱毅、黄曦、张华宇都是辞职4年左右被查处 。

“在领导干部任期之内容易监管，一旦弃政从商，随着身份的转换，纪检监察部门很难长线作战，监管就会滞后。”王立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