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周远方 编辑/连政】

八月保定，蓝天白云，秋高气爽。

高大的“京畿之门”矗立保定东站，为这座古城迎来送往。

“京畿之门”雕塑（视觉中国图）

传说中上古时期，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在保定徐水釜山一带完成了炎黄民族的第一次融合，釜山合符的故事流传至今，保定可以说是“和文化”的发源地。

3000多年前，西周封宗室召公于燕，作华夏北境屏障；1275年，元朝改宋保州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与北京相伴而生，地缘上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

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出土的克盉，上用文字记载西周早期封召公于燕的历史（视觉中国图）

如今，往事越千年，燕赵大地上的形势正在改变。

变量一：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的格局之变

首先，是地缘格局上的改变。华夏民族曾长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方；明清两代，先有倭寇袭扰，后有西方列强从南部东部海上而来，中国一度面临四面受敌，危在旦夕。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基本来源于东部而非北方，无论对整个河北还是对保定来说，军事功能都相对有所减轻。

其次，是经济大环境的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8年以来中美间经历的多次贸易摩擦，说明中国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重心亟需调整。在全球经济大循环动力衰减、庞大内部市场驱动背景下，国内循环动力与重要性提升，大陆型经济与海洋型经济将重新平衡。因此，中国明确强调要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双循环”格局中，城镇化是一个重要命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指出，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中国城镇化是在人口众多、农产品供应高度敏感以及资源环境严重制约下的城镇化，必须城乡统筹、四化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村航拍图（视觉中国图）

过去5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发展多功能的单一特大城市转向网络式专业分工明确、交通快速便捷的城市群，中国在新世纪初（2030年前）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北部增长极，同时肩负着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研发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等重要职能，在“双循环”格局下发挥着资源集成、技术引进与转移、创新提升等决定性作用。国际国内产业链分工调整也将为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跳出保定看保定，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拥有1000多万人口和深厚历史底蕴的大城市，这座“京畿之门”的使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15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 《纲要》），明确了三地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思路，并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战略核心，明确提出推动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新区所辖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原来都是保定市辖县。

 有观点认为，雄安新区担负着与当年的深圳开发区、浦东新区相似的探索与试验任务，必然使保定和雄安成为资本关注的新前线。

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在谈及保定与雄安关系时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保定与雄安一衣带水、共荣共生。雄安未来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对保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强大。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先把保定建设好、建漂亮，让保定与雄安同步崛起、与北京共同发展，共同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力构建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精心打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

保定雄县雄安高铁站（视觉中国图）

变量二：城乡融合的大趋势与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河北存在感总体不强，人口和资源被京津吸走，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是近年来人们的直观感受。

  这是由于相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来说，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极化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极由于具有先进产业而逐步通过对生产要素产生强大吸引力，从而使生产要素向增长极集中，增长极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得到强化的现象。极化效应可能进一步造成邻近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虽有北京、天津两个强大的增长极核心，但经济总量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两中心互不统属，京津两大都市对资源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聚集优势资源要素的同时也导致“大城市病”。城市和乡村本应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对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但这样的现状正受到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发生变化。

一是“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

有国外研究提到，极化效应的对偶效应是扩散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腹地内核心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以极化效应占主导，随着区域中心城市规模扩大和影响力增强，扩散效应会逐渐超过极化效应，大城市腹地内的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增大，并逐渐发展成为分担区域中心城市职能的子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与子中心城市的联系开始加强。

徐匡迪指出，单一特大型中心城市变为多节点网络化城市群，通过政策扶持引导高端产业外迁，并系统谋划城市间公共交通体系，这是最近50年以来大国城市化的主要趋势，美、英、日、法等国的单个巨型城市已逐渐被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网络状城市群所取代，城市群之间由高速铁路等高效、便捷的绿色交通相连接，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可以借鉴的重要模式。

美国主要城市群2050规划示意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关研究）

另一重要变化是“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2012年岁末，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9次考察河北，每次都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8年奋战，河北同全国一道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23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74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8081元增长到2021年的18179元。

河北贫困地区补齐短板、打牢基础，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从经济角度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极化效应不断加剧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反过来，消除贫困也将有利于区域经济恢复均衡发展，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加速扩散效应的形成。

经过7年探索和实践，保定阜平县万亩荒山变成万亩林果梯田，靠林果种植和生态旅游带动了周边5个行政村经济发展。河北日报通讯员李康摄

通过消费水平提升和基础设施拉通，在农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宜业和便利；通过走进绿水青山疏解“内卷”，城市生活也可以慢下来，静下来，这样的城乡关系理想，在一代又一代设计师和实干家的心中和手中传承。

从1950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指出，“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以及“城市要有全面规划”等。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于1978年3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重申“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要求。中央文件中还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并就此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都应同工业的改组，工业布局的改善结合起来”。建设小城镇，要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虽然这些年围绕‘城镇化’的探讨不少，但在目前这个新阶段，其主要特征已经从单纯的城镇化转到了城乡融合发展上。”徐匡迪指出，“城镇化经过40年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从单纯城镇化走向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依靠城市的技术资源和历史传承实现产业剧变，正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同时，并非所有农村都能用同一种模式‘振兴’，因地制宜很重要。此外，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必须着力保护生态与历史文化名镇和古村落。”

吴良镛在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中指出：京津冀地区寻求区域发展是有基础的，从港口、海岸线的长度、自然资源，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京津冀的综合优势不比长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差，特别是这里有首都，有两个直辖市，河北省也有较好的资源。一些问题，单独看来是有缺陷的，比如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缺乏港口等，而这恰是京津冀可以联手解决的。这是我们希望、信心和出路所在。

京津唐地区发展规划设想（吴良镛，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