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公众号5月6日消息，近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将公布，人口问题尤其是老龄化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今年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除了人口老龄化这个长期问题，目前，我国还面临疫情带来的周期性冲击。长短期问题叠加，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又会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近期召开的2021·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新发展阶段：开局和展望”上，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上述问题发表“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的主题演讲。

作为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蔡昉指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点。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但当时需求因素保障了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而接下来，在2025年之前，中国会出现总人口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

蔡昉在2021·金融四十人年会上 发表主题演讲 图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公众号

他预期， 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部分由于供给侧冲击转化为需求侧冲击，如出口必然出现冲击，投资意愿越来越弱；部分由于老龄化趋势正在通过所有年龄段、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短期冲击方面，新冠疫情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仍然存在，复苏瓶颈在就业、收入、消费等环节皆有体现，需求侧条件受到掣肘。

“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 蔡昉说， 我国当前的V字形复苏尚未完成。 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周期性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确保需求侧条件不要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

那么，该如何入手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 蔡昉认为，应从长与短和供与求入手“阻断”关联，具体主要有三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要允许“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市场出清，要稳定制造业比重，避免产业结构向生产率降低的方向变化。

第二，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中国已经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而从当前紧迫需要解决的消费复苏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的严峻挑战入手，正是长与短的结合。

第三，虽不能指望生育率的根本性回升，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特别是加快推进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义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银和精准到位的硬措施。同时，我们还必须学会跟老龄化共舞。”

演讲全文如下：《“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

短期冲击或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

“阻断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关联”，这一命题如何产生？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或其他类型的短期冲击发生之后，原本朝某一个方向发生变化的长期趋势会因短期冲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一定是中断，也可能是加速。

事实上，短期冲击导致慢变的长期趋势提前兑现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因为危机有强化弱点和市场出清的功能。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提出的“长期停滞”，其实很久以来世界经济都趋向这一新常态，但2008年金融危机使长期停滞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即以老龄化为背景的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状态和趋势。

早在1937年凯恩斯就提出过人口停滞会导致经济灾难，1938年汉森也表达了与凯恩斯相近的意思，且第一次提出了“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在汉森看来，长期停滞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趋势，除非国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他认为改善收入分配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有趣的是，汉森曾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的政府经济顾问，但他并不知道罗斯福新政会改变美国的收入分配，福利国家由此建立；凯恩斯也没有看到在几年以后的1941年，英国出了《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总的来看，两位经济学家都预期了长期停滞的发生，但是当时美英两国着手福利国家的建设，把这一长期趋势延后了，导致长期停滞并未发生。

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中存在所谓的“延滞效应”（hysteresis），即一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此前的历史发展相关，尤其与各种周期性的中断有关。日本是最值得引以为鉴的例子。观察过去这些年日本的长期增长曲线可知，无论是潜在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或人口总量，都呈现下行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破灭造成短期冲击，与此同时，日本遭遇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自此进入负增长。二者同时发生后，日本潜在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出现，日本同时遭遇人口总量到达峰值并自此进入负增长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形成长期趋势与短期冲击间的第二次相遇。从这之后，日本经济不仅到达过负五点几的增长速度，更是经常表现出“负增长缺口”，即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日本这个例子有着比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日本的例子不仅形成了“日本病”，也发展成了“日本化”，变成了长期停滞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2019年9月，萨默斯提出，美国与日本化（零利率）的距离，只有一次危机或一次严重衰退之遥。而几个月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就让他“如愿以偿”了。

长期趋势：老龄化趋势影响全生命周期，制约消费增长

长期趋势是什么？是人口。

我们已经看到的是，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点。接下来，不会超过2025年，中国又会出现总人口峰值，也就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或引爆点。

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我国经济遭遇了供给侧冲击。我们预期，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周期性冲击而提前到来。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开始负增长，逆转了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有意思的是，图1中的潜在增长率曲线大概是2012年时估算出来的，但观察潜在增长率曲线与实际增长率曲线可知：2010年之前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二者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2011年之后的数据都是预测的，二者的轨迹反而完全一致。这并不只是说明我们当时对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准确的，而是说明在2011年之后，我国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需求侧冲击，需求因素保障了潜在增长率的实现。但是，即将来临的下一个转折点，可能恰恰就是来自需求侧的冲击。

图1 近年我国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

事实上，需求侧的冲击也可以因供给侧转化而来，比如比较优势下降导致出口冲击，投资意愿也越来越弱，增长减速也会减缓收入增长，造成消费不振。老龄化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越来越加剧对居民消费的抑制。总的来说，老龄化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对此我们可以利用一项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做出分析。

我们来观察图2，认识这些效应。如图所示，劳动收入只有在20-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中产生，而消费却是终身都在发生。但是数据显示，青少年时期的消费反而最高，因为老龄化趋势意味着孩子的稀缺，这时候稀缺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不仅使父母、祖父母乐于为孩子花钱，也引导市场和社会把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数却不断减少，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在劳动年龄人口创造劳动收入的阶段，因为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同时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还要给孩子花钱，所以这一阶段的真正消费一点都不高。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现阶段的退休人员；另一方面，因为知道人口抚养比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中年人将来退休时养老保险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们还需要做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影响消费。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自然不高。可见，老龄化通过所有年龄段即全生命周期影响消费增长，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

图2 分年龄劳动收入与消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