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阴冷，我在东西湖方舱医院B厅值班。今天这里住满了大约400个病人，查房后，我筛选出大约10位病情加重、需要转到定点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同一时间，对讲机里不时传来旁边A、C两个方舱大厅有患者需要转诊的消息。目前定点医院的床位有些紧张，部分不断加重的患者想要转出方舱医院也确实不那么容易，指挥部正在努力解决这一情况。

2月15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一名出院患者在车上挥手致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迪/摄

2月15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东西湖方舱医院副院长李志强（左一）在雪中等待为治愈患者发放出院证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迪/摄

大约上午11点多，盼来了一辆救护车，我赶紧招呼里面两个严重患者尽快出舱上车。同一时间，旁边C厅一位中年女患者，穿着花睡衣，拎着脸盆被子，不顾地面上的积水快走几步抢在我们前面，急匆匆如风一般。无奈，我带着的两名患者因呼吸困难不敢快走，只能眼看着被她超过。

花睡衣大姐刚要上车，不料意外发生了，只见她突然意识丧失，瘫倒在地，四肢僵硬，口眼歪斜，紧咬牙关，口溢白沫。当时我正好在她身后位置，一把从后面抱住她，用另一只脚面勉强接住她，大姐才没有直接倒冰冷潮湿的地面上，也没有发生头撞伤。当时，花睡衣患者的主管大夫并未相随，只有一名其他医院的医疗队护士陪同，这位护士可能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我一手扶住患者，一手摸颈动脉尚有搏动，初步判断是癫痫发作，我立刻喊来了我们医疗队的护士长张洋，护士刘颖、闫嘉琳，大家一起将患者抬到救护车上，举其下颌，借用旁边患者的手纸，清理口腔内过多的分泌物，保持患者呼吸道畅通。救护车的医生迅速给患者吸氧，过了几分钟，患者逐渐逐渐意识清醒，呼吸脉搏有力，可以简单交流了，幸免于难。急救车马上将患者送至定点医院。好在两家医院距离不远，希望患者后续无虞。

我是一个喜欢下雨天的人，可今天我无暇赏雨，因为第一次经历了在武汉重症病房的抢救。

一位56岁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前两天巡视病房的时候我还和他聊天，嘱咐他注意休息，我们第4小组还和他的肾移植手术医师探讨抗排异药物以及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今天突然氧饱和度下降，我们立即开始抢救。

我在床头给氧，郭立军心外按压，患者恢复了自主心率，还能和我语言交流，我俩终于松了一口气，为病人的意识恢复感到欣慰。

可马上患者再次出现饱和度的下降，心率减慢，我们小组又再次组织床旁抢救，刘慧强医生、王奔医生、刘洋护师、程新鸽护师轮替为患者心外按压，张佳男护师在床旁负责给氧，胡静、王思媛和李思齐三位护师在紧急执行我的抢救口头医嘱……持续将近1个小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把他救活！但是很抱歉，我们没能留住他。

这在普通监护室看似是一场普通的抢救，在这里却变得不寻常。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我们在里面巡视病房都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在抢救的时候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任何一名成员都没有去看是否会被床旁的物品刮破防护服，没有任何一名成员在心外按压的时候去考虑自己的手套是否破损。我们还会遇到诸如此类的抢救，但我们依然选择勇往直前。

下过雨的武汉放晴了，早上6点才入睡的我迷迷糊糊醒来，和过去每一天一样在家庭群里报了一声平安。

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时候，我不过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只觉得那一身白衣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存在，只是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也会成为千千万万白衣中的一个，义无反顾地来到最前线。

2月9日，我和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姐姐，与医护同仁们一起踏上了前往武汉的班机。在正式工作之前，我们反复开了会交代了注意事项，由于防护服过于闷热，有的同事会有胸闷不适甚至晕倒，但由于我们都暴露在病房环境中，不能扶也不能帮助脱衣服，所以李勤护士长再三强调要注意安全，并把10人的队伍编为5人一组的小分队，5名队员先进去病房工作，如果前组有同事不舒服马上提出，由下一分队队员替出，3小时后由后5人小分队进入病房，代替前组进去的同事进去工作。

我被编入了后5人的小分队，由凌晨零点工作至凌晨三点，第一次进行这么严格的防护，内心紧张又忐忑，我是此次常熟二院派来支援的人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非常害怕进去病房之后给大家添麻烦，所幸我的小伙伴们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这让我安心不少。

第一次穿防护服的时候，苏州市立医院的老师全程把关，帮助我们把缝隙都贴得严严实实，确保安全之后才放我们通过一扇扇门，经过缓冲区，正式进入病房。

我所在的病区是由苏州援武汉同济医疗队一队整建制接管的重症病房，这里有生活能完全自理的病人，也有接着监护器一动就喘的重症病人，我们一人蹲守一段病房，负责里面病人的治疗工作。

虽然基本上都是平时接触的操作，但带了两层手套，穿戴着一层又一层的防护用具，做起事情来还是比较笨拙，比较庆幸的是这些都能克服，我工作的那3小时里，虽然一直进出病房，但头晕胸闷和气喘这些感觉我统统都没有，也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有的朋友会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了。

病房里的病人们都会跟我说谢谢。有位大爷连着心电监护挂着补液，由于没有人陪护，自己喘着粗气摸索着去上厕所，我进去巡视的时候，发现他呼吸急促，补液也早就挂空了，颤颤巍巍地在水龙头旁边洗手，我马上把他的补液袋提起来，扶他回了床上，重新接好补液和监护，给他吸上了氧，并叮嘱他不要下床，有事按床头铃呼叫，他虽然喘着气但一个劲儿对我说谢谢，说如果不是我们他已经死了。那一刻我的心里万分复杂，这些举动在平时的临床工作中，不过就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但对于这里的病人来说，可能是延续他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阻隔死亡的最后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