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未看到医务人员被感染资料

界面新闻：你和专家组一起去武汉，主要都做了什么工作？

王广发：查看病例，去门诊走访，开会研判疫情等，然后主要一个新的病毒出现了，研究他个规律，大家商量下一步的诊断治疗措施。还接待了港澳台的代表团过来了解疫情。

界面新闻：在你们去之前，还有一批专家先到了武汉，他们工作的重点的什么？

王广发：他们的工作我就不太了解了。我们去了之后跟他有个简单的工作交接。

界面新闻：你去武汉不久接受采访，说疫情“可防可控”，这一说法后来争议比较大，你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判断？

王广发：这些争议可能是一种误解，我说“可防可控”，因为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证明的确就是可防可控的。而且历年爆发这么多传染病，你说哪个不是可防可控？最后都控制住了。我当时说了几层意思，一个是“可防可控”，另一个是，这个病毒和SARS不一样，我们拿到病毒了，确实是轻症比较多，重症比例比SARS少，但是我还说了，仍然有重症病人。另外，记得我当时说，有没有人传人现象，这个需要流行病学数据，这个不好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要有锻炼身体，戴口罩的健康意识。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耐心把央视采访的整段视频看完，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另外，我们说的“可防可控”，要看是以什么代价来“可防可控”。在疫情的早期阶段，积极采取防控措施，代价就低得多，但等到疫情都播散开了，也是可防可控，但是社会代价就太大了。

界面新闻：但是后来钟南山院士提到有人传人，而且有十几个医护人员感染，你当时有看到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吗？

王广发：我们当时得到的信息是没有。我们看到的资料，肯定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的。

界面新闻：你们当时看到了哪些病例？有没有病例显示人传人的现象？

王广发：我们拿到的资料，就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最初41例患者的病例。我们进入到病房，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病人，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病人的情况，主要看病人每天发病的情况。我们是怀疑到有人传人，也看到那些聚集性病例，但是聚集性病例可能是人传人，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

界面新闻：这篇论文中提到存在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感染者，这是否可以确定存在人传人？

王广发：我们去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在临床的诊断治疗，因为我们是医疗专家。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我也是回北京通过媒体才知道的。

界面新闻：但问题是，你们看到了完整的资料吗？

王广发：这里有很多问题，将来得好好总结，比如工作的机制，等等。这事得以后总结经验的时候，会有个公论，现在过多的评价，没有什么益处，还是要积极努力，把疫情控制起来。

界面新闻：怎样才能确定是否有人传人，你又是什么时候确定出现人传人的？

王广发：这件事需要问疾控部门，因为他们做流行病学调查，是否有人传人需要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我自己得了病，我觉得肯定有人传人，因为我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后来钟南山院士说肯定有人传人，还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包括我。实际上之前也怀疑有人传人，但苦于没有确切证据。

界面新闻：你们回到北京后又做了哪些工作？

王广发：1月16号回到北京，我们从机场直接去了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我提了两点，第一，我去武汉看了发热门诊，病人数挺多的，我一直有种感觉，特别像当年北京当遭遇SARS时，病人收不进去，都积在门诊，门诊成为一个传染源，情况很不乐观；第二，当时，泰国和日本各爆出有一例感染者，泰国是搜索了11000多个武汉来的旅客，找到了一例，如果以此来估算患病人口，当时武汉有1100万人口，就算打个折，按20000个人中有1例感染者，武汉也的感染病例应该是400多例，但是当时只有41例，这就是个问题。很多病人没有被诊断，这对传染病是很危险的，所以开完会第二天，有关部门就采取了不同的举措。

界面新闻：其他专家意见如何？此时你们已经离开了武汉，对人传人有新的认识吗？

王广发：因为我们是国家专家组，也是在小组会上讨论，大家还是积极的去看待这疫情，希望国家要重视。至于有没有人传人，这是一直是大家在争论的，大家一直在怀疑。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说就没有人传人这种可能，因为作为一种病毒性疾病，普遍容易有传染性，但传染性有多强，疾控中心也算过，但计算不出来，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料也是有限的。

界面新闻：那么，你现在怎么看待卫健委一开始说“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在又出现有人传人现象？

王广发：我们作为临床医生，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现在说有人传人，是因为有证据了，当时我们不说有人传人，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证据，所以这属于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不是医生，各方面的认识水平有差距。但有一点大家需要明确，不管什么时候，防范疾病的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让你不得病。全社会都应重视，从政府到医疗系统，到公民个人，这是一个全民的事儿，个人的责任也是不能推卸的。

界面新闻：如果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换做“不排除有人传人”的说法，是否会更有利于公众去防范呢？

王广发：在我们科研术语中，有证据的事，我可以说“是”，没有证据的事，我不能说“无”，我只能说“没有证据”，外界感觉都是模棱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应该是在圈子里讨论，公众其实接受不了这些说法，因为太专业无法理解。我们不能因为一家人都感染了，就说有人传人，这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家人都感染了，可能有人传人，也可能有共同暴露，甚至既有共同暴露，也有人传人。但是，我们没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我们不能下结论，我们掌握的大体资料就是这样，只能说没有特别明确的人传人现象。

界面新闻：你如何看到网民对你言论的质疑？

王广发：我比较多淡定，不是说公共舆论怎么了我就错了，我对我说的话是负责的，我掌握的资料就是这样，你还能让我编资料，我们也没这能力。有人认为我说“可防可控”，我得了病就是不“可防可控了”，我个人得病和可防可控不是一码事，可防可控是会有病人，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措施，可以控制病人数量的增长，可以减少传染。我看很多人是理解的，尤其我患病后，很多人非常同情，感激，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力量的源泉，不会因为对一句话的误解，把我们的付出和贡献抹杀了。

界面新闻：最近，中国疾控中心一些领导参与发表的论文，引发了不少争议，你对此怎么看？

王广发：这论文我没看过，也没参与，我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