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截至1月26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744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疑似病例5794例，304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随着疫情时间延长，无论医护人员、患者，还是家属，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对普通民众而言，疫情影响范围的扩大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也带来了恐慌情绪。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一些常见的心理状况，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疫情中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哪些难点，应当如何展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

2020年冬春之际的疫情，必定会在亲历者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疫情蔓延，病人和家属会出现哪些典型的心理状况？

吴坎坎：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会有一些典型的应激反应。首先会产生被冲击的感觉，并出现否认，例如，患者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肺炎，医务人员会觉得为什么发生在我们医院里。

否认之后，会愤怒。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事件发生后第5天到1个月内。如果是有人参与的事件，这种愤怒往往有指向性。疫情下的医疗救治中，患者和家属的愤怒更容易指向离他们最近、他们能影响到的医护人员。由于医疗救助的时间长，这种愤怒情绪可能不断在病人和家属身上萦绕。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愤怒的病人、家属，和其愤怒情绪指向的医务人员在一起，如果中间没有缓冲或隔离的人，容易出现医患冲突。如果一两个人的愤怒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可能引发群体性的愤怒。最好是能有团队去接待、处理，不要让这种愤怒的情绪集聚。

第四个阶段是讨价还价，尝试说服自己。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会承认事情的发生，但有时又会否认。有些人可能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另一些人可能因为不满医院处理等问题，重新返回到愤怒的阶段。如果最后没有能接纳事情的发生，就会一直在这个死循环里面转，消耗自己的精力。

约有5%-10%的人会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伴有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等，例如，持续地做噩梦、情感麻木、攻击性强、动不动就愤怒、过于敏感、不敢面对这个事情等。届时就需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大夫帮助他们。

2015年8月，“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之后，暂时安顿家属的宾馆。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这些应激反应，可以如何缓解？

吴坎坎：积极的社会支持很重要。对已在医院的病人，保持跟家人的联系和沟通很重要，要让他知道家里人关心他，也要让家里人知道他的情况。另外，对治疗的进展，病人应当知情，不知情的话会产生不确定感等负面情绪，影响治疗。

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容易出现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恐慌主要来自不了解和不确定。最好能有平台提供线上医疗咨询和支持，甚至是一对一的医疗咨询，能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有些人天天在网上看科普文，但又不能确定自己的症状是不是新型肺炎，这样恐慌会一直存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发展，社交大量减少，那些社会支持较弱的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最典型的是独居的人，特别是老人，他们不熟悉微信等即时沟通工具，又不能下楼跟其他人聊天，他们更需要家里人的支持。

澎湃新闻：目前医护人员，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医护人员，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能够缓解？

吴坎坎：医务人员同样也面对应激反应，同时他们又缺乏休息，所以有时反应会比别人更强一些，例如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呼吸困难、视力下降等。

第二种常见的反应是不被理解，容易产生愤怒情绪。

第三是在尽了很大努力但没能救活病人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内疚情绪。

医护人员后续的创伤反应，包括可能出现失眠，不想提起，或者一提到有病人就特别警觉等。

目前医护人员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强度过高。所以，让他能有休息的机会很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是社会支持，包括家庭、亲朋好友和同事和亲友的支持。要多跟家人沟通，同事之间可以多聊一些积极的话题，例如大家来分享一下疫情救治中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有情绪也可以适当宣泄。还有一些调试的技巧可以尝试，例如深呼吸，放空自己，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2014年8月，云南昭通县鲁甸发生6.5级地震，老人在长夜里为地震中丧生的孙子守灵。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对此次调度、培训人员进行疫情中的心理危机干预，您有哪些建议？

吴坎坎：国内比较熟悉的是现场援助模式，就是直接到灾区去提供支持。但这次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封城、封路后心理工作者无法到现场提供专业支持，只能在线上开展工作。那么，接触到目标人群就是一个难题。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做科普，另一方面，国内也陆续搭建了针对此次疫情的热线或线上平台，为来求助的人提供免费咨询。因此，热线或线上咨询的培训和督导必不可少。

我们之前做灾难危机干预的时候，感觉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关系。在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中，有一个消防员的妻子突然失去了至亲，非常悲痛，持续处于情绪低落、抑郁的情绪当中。我们在亲友的协助下很快跟她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多次上门跟她沟通，告诉她所有这些痛苦、失眠都是正常的情绪，陪伴她参加至亲的丧葬仪式，陪伴她宣泄情绪，最终帮助她从痛苦中走出来。同时，整个咨询过程也是在专业的督导下完成的。

2015年8月，“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之后，被安顿在宾馆中的家属。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此次疫情也带来了一些恐慌情绪，个人应当如何调适？

吴坎坎：我们看到的所谓公众和医护人员的创伤反应，绝大多数都是正常反应，我们遇到这种重大的事情，都可能有短期的害怕、失眠、心慌，不要把这个问题想象成你得了什么病，这都是在应激状态下出现的正常情况。

但如果这种应激状态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就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此次疫情带来的恐慌是广泛性的、长期的，如果恐慌不消除，恐慌带来的危害不亚于疫情直接带来的伤害。

当下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短期的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

我担心的一点是，时间长了之后，封城封路带来生活不便，会激起公众的愤怒情绪。路封了之后，什么时候重开也不知道。还是刚提到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一旦恐慌，就容易引起愤怒等应激反应。各级政府应该增加确定性信息发布的频率，同时一定要做好政策解读的工作，让信息公开透明，减少因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

2014年8月，在鲁甸地震中承受丧亲之痛的老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澎湃新闻：目前有不少民间自发做心理支持工作的社工和咨询师团体，他们如何能更好地嵌入疫区的服务？

吴坎坎：对志愿者群和做咨询工作的团队，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有经验的督导。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求助热线和团队可能面临很多问题，例如，求助爆满，接收不过来，没有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长时间连续接收负面情绪，自己可能会受不了，等等。民间微信求助群中，也可能出现有热情但缺乏咨询经验的志愿者。这都需要有丰富危机干预经验的督导，同时，这些志愿者和咨询师需要在组织支持和专家指导下开展科学、有序、有效地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等相关工作。

现阶段风险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是原有的心理咨询平台、热线，去承担这项危机干预的功能。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流程和管理经验，只需请一个有危机干预经验的督导师进行指导和督导即可。另外，相比热线，线上平台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能通过视频看得到求助者的表情和反馈。

澎湃新闻：疫情过后可能面对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吴坎坎：会发生的心理问题，基本上都会在疫情持续的过程中显现。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对重灾区的民众进行现场的心理援助，保障其尽快恢复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时，把疫情中建立的应急机制维持、建立起来，把宝贵的应对疫情的经验记录下来。

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鼓励大家恢复正常作息。如果小长假的时间延长，跟外界交往又大量减少，这种情况下，没有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一旦睡眠、饮食出问题，就可能出现情绪问题，如莫名焦虑、愤怒、抑郁，这些负面情绪增加，甚至比较难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