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

失踪看起来毫无征兆。

1990年6月16日，大弟弟郭桂增从老家来县城赶集，郭桂芳留他吃饭。饭后，她送弟弟到路口，说要到单位值夜班。

那年，她32岁，在肥乡县农业局（现为肥乡区农牧局）当团委书记。她高中学历，做过打字员，聪明能干，“年年是先进（员工），要啥啥中”。离婚后带着3岁儿子和妹妹住单位附近。

17日早上，郭红芳睡醒后发现姐姐没回家，急忙和父母到农业局找人。他们找到当晚值班的局长，局长说不在一个屋，不了解情况。遇到了食堂职工，说晚上11点多还看到她值班。

四处不见人，蔡朋娥吓得瘫坐在地上哭，埋怨丈夫，“你把孩子害了”。

年轻时，郭建民是省劳模，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放弃银行工作到村任职，不要工资，事迹多次登报；妻子蔡朋娥曾是全国妇女代表、省人大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子女的记忆中：郭建民清正、耿直，爱谈家国大事，一说就停不下来；他关注国家形势和反腐新闻，看到电视中包青天审案，会激动得站起来鼓掌。

他“爱管闲事”，看到“不合理”的都要管，为此，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不正常”；也有人称他“肥乡包公”，找他反映冤屈。家人劝他，他反驳，“我是党员，我不管谁管？”

有人到家里送礼，被他骂了回去；送来的苹果烂了几个，他买好的补上再退回去。他严厉，脾气暴，家里孩子都怕他；但看到乞讨的人，郭建民自己饿肚子也要分点吃的给他们。

据郭家人回忆，郭建民担任公社书记时，发起了几次反腐行动：1981年举报砖厂贪污群众22万元；1982年揭露当地党代会选举中的反常现象，惊动了中央，三四十名领导干部被处理，落选的县委书记恢复职务；1983年又举报肥乡县工作组在整党工作中弄虚作假、编造政绩……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大女儿郭桂芳，1984年被单位辞退，愤而喝下30粒安眠药、割腕自杀，被抢救了回来，几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之后郭建民自己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停发工资，上访两三年，才调换工作、恢复党籍。妻子蔡朋娥1986年党员登记没通过，被开除党籍、停发工资，还被拘留13天。大儿子郭桂增1986年被抓入狱20多天，挨了打，留下后遗症，经常头疼……

一家人过得战战兢兢。郭桂芳发现有人半夜敲门，心里发慌。郭会增提着棍子去追，发现是因父亲反腐受牵连的人指使的。

但郭建民不怕这些，他一心想为家人遭遇的不公讨说法。

郭桂芳性格和父亲相似，是他的“左膀右臂”，常帮他写举报材料。一次，郭建民在北京上访，身上没钱了，郭桂芳立马把攒了一年多钱买的新自行车卖掉，钱寄给父亲。

寻女

郭家人寻遍肥乡，在电视、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也搭车去过张家口、北京，到北戴河认尸，甚至烧香拜佛，都一无所获。

女儿的意外失踪击垮了郭建民夫妇。蔡朋娥突发心脏病，住了10个月院，整日念叨着“（女儿）被人害了被人害了”。郭建民三次脑出血，后来患上老年痴呆。

他们不愿相信女儿被害了。听说有人和郭桂芳像，哪怕没了双腿的，他们也要跑过去看。他们也找过算命先生，问，桂芳什么时候回来？

女儿的好，女儿的聪明，是最常挂在嘴边的话，“要是桂芳在，多好啊。”说着说着就哭了。

弟弟妹妹们也觉得，“如果姐姐在，生活肯定会不一样。”过去，姐姐经常给他们买衣服、好吃的，家里的家具、日用品，很多都是她买的。

这个家像缺了一角，快乐被抽空了。家人默契地不提失踪的事，一提就难受。

蔡朋娥常埋怨丈夫，“要不是你反腐得罪这么多人，女儿怎么会出事？”

郭建民要么低头沉默，要么反驳，“必须和坏人斗争到底”，他大声朗诵自己写的诗：“风雨交加四十年，为国为民无怨言”“生死规律何辞惧，邪恶面前不低头”……因为女儿失踪的事，两人没少吵架。

郭红芳也接受不了父亲的想法。她高中毕业后，到供销合作社当生活员，后来进入肥乡劳动局工作。领导不让她做重要岗位，她急忙解释，“我不像我父亲爱管事，别人的事情我不管，逼我说我都不说。我不惹事，害怕了。”

“我们心里都埋怨父亲，但是不想伤害他。”郭会增说。四邻没人敢来家里，不敢跟他们走得太近，怕受牵连；周围人一听是郭建民家的人，眼光马上不一样了；找工作时，有些地方不敢收他们，怕得罪人；子女不好找对象，担心女儿嫁过来有危险……“一家三代人都受影响。”

恐惧，像风灌进了这个家。

大女儿失踪后，郭建民屋里常年放根棍子，夜晚12点前没睡过，怕出什么事。他反复嘱咐孩子们：晚上别出门，遇到坏人怎么自卫，在外要注意安全，“看前看后，看左看右”，有时干脆跟着他们出门。

孙子郭伟记得，小学时，晚回家5分钟，爷爷就会紧张地盘问他干什么去了。出去买个馒头也不忘叮嘱，“生怕你突然没了。”

前几年，有一天晚上，郭会增骑着自行车，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用铁棍打了。

郭会增听母亲说，父亲偷偷哭过。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内疚，痛苦：他整日沉着脸，不再像以前那样拄着拐棍到街里邻坊，大着嗓门跟人唠嗑，一聊大半天。他整日戴着眼镜在屋里写日记和材料，“像变了个人似的。”

寻找女儿失踪真相，成了两个老人余生的信念。

最早，主要跑县公安局等政府部门，向领导反映情况。后来开始向市、省、国家各部门逐级上访，陆续寄了几千封信。

郭桂芳儿子郭超记得，家里以前有个黄色包，装着姥姥姥爷十几年上访的汽车票、火车票、邮票，厚厚地摞着。

两个老人生活节俭，没下过一次饭店，最多吃个面，钱全攒着上访。有时还跟亲戚朋友借钱去，直到前几年才还完账。

郭会增跟着父母去过几次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的人多，有时大冬天，从晚上开始排到第二天早上，下雨也得去。他自己排队，让老人在宾馆待着。

蔡朋娥有关节炎，身子站不直，得被人架着走。她有时坚持要去，站一会儿、地上坐一会儿。郭会增知道，母亲是想亮亮自己全国妇女代表的身份，让领导重视一下。

遗孤

32岁的郭超，已经不太能记起母亲的模样了。对母亲的记忆，依赖于3岁前模糊的印象、家里遗留的照片，以及老人们的念叨。

他隐约记得，母亲那时好几天没回家，他到处找，嘴角都哭裂了。家里人哄他，你妈上班去了。

那段时间，家里来了很多人，气氛紧张。一商量事，就让他出去玩或者去睡觉。他经常哭，问有没妈妈消息。再后来，家里人讨论起骨头和牙齿的事，他渐渐知道，母亲失踪了。

学生时代，他敏感、内向、自卑，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有人问起他家里的事，他一声不吭地走开。所有母亲会出场的场合——放学后、家长会、运动会……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想起来就难过。

“他在学校经常被欺负，有的同学打他骂他，说他是没妈的孩子，他就哭。”堂哥郭伟和他在一个小学，曾看到有人指着郭超说“他是孤儿，打他没事”。

“现在不知道小时候怎么过来的。不想回忆。一提这事，心里还是会自卑难过。”7月9日，坐在从小生活的屋里，郭超声音很轻，被10岁儿子和2岁女儿的嬉闹声盖过。

打小他跟着姥姥姥爷相依为命。两个老人忙着上访，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也学不进去。读了两年技校后，他去当兵，回来后结婚、生子，到城管局工作，一个月工资两千来块，养家压力大。最近，他请了长假，开翻斗车拉材料，晒得黝黑。

工作后，姥姥常叮嘱他，“在单位干什么事别太出头了，免得招来麻烦。”他心领神会：老人吃过亏，害怕。单位有什么事，他都回避，不参与。单位领导也不敢将重要的事交给他做，“升职都受影响”。

姥姥怕影响他工作，不再让他参与这事。

他不是没埋怨过姥爷，但长大后，好像可以理解了。记忆中，两个老人除了他参军和结婚的时候，几乎没笑过。

他做过不少关于母亲的梦，都是好的——她回来了，一家人一起吃饭。成年后，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结婚时，醉酒后一直喊“妈妈妈妈”。他驾驶证里，藏着母亲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柜里，挂着母亲生前爱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经常拿出来晾，后来衣服留给了他。

他有时会想，如果母亲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更多的时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亲只是失踪了，他还能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