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抽水马桶（指有抽水/冲水功能的坐便器和蹲便器）的家庭普及率还不高，至少有5亿人口的家庭还没有使用上抽水马桶。其实我在三年前就写过类似的文章，题目叫《马桶盖表象背后的马桶困惑》，推算出居民家庭中没有安装抽水坐便器的大概超过6亿。即便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三年前也有超过9万人的居民家庭仍在使用木制马桶。

三年前上海仍有9万多人的居民家庭在使用马桶

但是，人们容易被三年前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的表象所迷惑，以为国内需求太旺盛了，只好到国外去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2016年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画面

但占中国人口5%左右超高收入阶层，确实具有超强的消费能力。如贝恩咨询公司的报告揭示，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达到18%，与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疲弱形成鲜明对照。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消费者在本土的奢侈品消费增长是海外的两倍。从全球来看，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花费总支出占全球总额的比重，亦不断增加（当前预估占比为33%，较2017年32%高出一个百分点）。

可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中国地广人多，不能以偏概全去妄下结论，除了少数富人之外，大部分人处在想消费却消费不起状态，故80-90后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消费贷主力。尽管如此，消费增速还是逐年下降，不少家庭连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配上，如仍有接近30%的家里是没有配卫生厕所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扩大消费，如果消费扩大了，产能过剩问题、民营企业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

纵观全球各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的不够快。那么，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至少有三条路径，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促消费：

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和耕地的市场化流转，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土地合法、公平和合理地流转起来。此举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扩大国有资本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比例和范围，以补足社保基金缺口，有利于间接刺激消费。如美国居民储蓄率接近于零，但为何消费对GDP的贡献要占到80%以上呢？主要原因是美国具有完善的养老制度，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企业养老即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即IRA账户，其中美国个人IRA账户上的钱要远超我国国内居民储蓄的平均水平。

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抚养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窘境。因此，通过扩大国企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社保的方式，应该能够弥补当前及未来的社保缺口。若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2018年初步筛选下来的进行国资划转的企业只有15-20家，不足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今后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范围，增大社保基金处置国有股权的权利。

第三，坚持房住不炒，这也是目前政府部门正在努力实施的方案，如扩大租赁房建设，关键看效果如何，如对于租赁房，西方很普遍，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接受，需要面对现实去操作。此外，寄希望在房价能够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房产税，这当然是居民降杠杆、促消费及缩小贫富差的有效手段，但能否同时维持房价稳定？

第四，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民企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已经偏高，需要降杠杆，企业和居民部门也是如此，唯有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很低，只有20%左右。那么，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

我认为，3%的所谓安全线是世界银行很多年前提出来的经验公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与它们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

2008年，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政府杠杆率水平从57%提高到2013年的97%，随着政策刺激下经济的复苏，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也显著下降。因此，我们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