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新社浙江分社微信公众号“中新浙里”（ZJXWZZC）。

柴松岳

浙江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中新社 王旻 严格 柴燕菲

柴松岳，浙江舟山人。改革开放后历任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省长，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内图片均来自中新浙里公众号）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创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广东在最早引进外资、创办“三资企业”方面是得到认可的，但是在民营企业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一致认可浙江。

浙江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轨迹的缩影。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国有企业很薄弱，同时地处东南前线，在全国各省份中，国家对浙江的投入是最少的。改革开放后，浙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经济富起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发展乡镇企业，相比之下，浙江、江苏、广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开始大家都学习“江苏模式”，但后来浙江经过产权制度改革走到前面了。

今天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乡镇企业成功改制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厥功至伟。

图为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义乌形象广告向世界发出“奇迹中国 商贸义乌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声音。

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发展的动力就是物资短缺，所以出现了好多敲敲打打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就这样起家了。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没有计划，它被逼无奈只能靠自己。浙江人很了不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从各种渠道寻求发展。当时浙江煤炭、钢材很短缺，山西粮食很短缺，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车拉去换山西的煤炭，把舟山的黄鱼和带鱼拉去北方换钢材。步鑫生讲得很形象，他说，国有企业是头“猪”，喂它多少吃多少；大集体企业是只“鸡”，撒一点米，没吃饱它自己还会去找吃的；乡镇企业是只“麻雀”，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产权不清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乡镇企业的产权分为两种：村集体和乡集体，资产分别归村委会和乡政府管理。我们调查研究后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厂长是乡政府、村支部任命的，厂长完全听命于乡政府、村支部；还有产权不清等。乡镇集体企业创办过程也是很复杂的，当年乡、村办集体企业绝大部分是由农村信用社贷款办起来的，因此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写“集体所有”。

所以乡镇集体企业出现时，产权是既不规范也不明确的，只有工商登记是明确的，但也不是按规范的“谁登记谁就是法人代表”，企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办起来了。后来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规范就不行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副省长。当时有很多群众来信来访，说乡镇企业乡长、镇长当家，实际上厂长是听命于乡长、镇长的。一次我到浙江诸暨一家企业调查，厂长给我看了十几张白条子，比如乡里要某项开支就写张1000 元的条子，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开张条子写“某人是我的亲戚或朋友，他想到你厂里来工作，请你好好安排”等等。这样的条子是必须执行的，不然厂长就难当了。

甚至乡、村领导家里的红白喜事都要到乡镇企业去报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企业还能办得好吗？企业的专业性很强，有经营问题、销售问题、市场问题、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很专业、很复杂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竞争中是难以生存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上的商品已较为充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力不强、产品质量不高、成本又高的企业，首先就要面临质量和价格竞争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那时，有人提出按国有企业的那一套来改制。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有一大堆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大锅饭”问题、干多干少一个样等问题。乡镇企业的分配制度、用工制度起码比国有企业好，经营的灵活性也比国有企业好，如果乡镇企业再向国有企业靠拢，就是自寻死路。

乡镇企业出现了这些情况，不少县级以上领导，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着急，他们认为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政企分开，落实权责是关键。

改革是“逼”出来的。乡镇企业要是不改制、不明晰产权、不落实责任，没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不要说发展，生存都很困难。

在当时的形势下，抓紧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们因势利导，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了个文件，对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规定。第一条是摸清原始资本，弄清楚哪些资产是乡、村集体的，哪些资产是职工集资的，哪些资产是属于信用社的贷款。第二条，借鉴温州、台州地区股份合作制的经验进行改制。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体资产、职工持股、金融借贷关系，鼓励职工现金持股，鼓励经营者、业务骨干多持股。第三条，信用社的贷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它和企业的关系是债务关系，不是股权关系。第四条，原有的企业资产要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第五条，改革方案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获多数通过。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高兴。结果，省政府文件一下去，两三个月时间，乡、村集体企业一下子全都改制了，真是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都说省政府这个文件好，比较好地解决了政企分开，使企业能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

从1994年夏省政府下发文件起，到1997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年初，老省长沈祖伦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松岳，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农业部统计数据已经出来，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超过老大哥江苏。”我仔细看着报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杭州西子航空生产车间

乡镇企业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产品质量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江的声誉。

1989年乐清出现了假冒低压电器，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了一个整顿检查组，加上十多家中央级新闻单位，一行5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乐清柳市，组长是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检查司的司长。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关厂、封门、抓人。

整顿检查组来了后，我是第一个必须面对的人，因为我是主管工业交通的副省长。柳市大概有1000多家个体工商户，大多是设备简陋的手工小作坊，生产低压电器产品。我亲自跑了10多家，觉得这样的生产条件确实需要整顿。国务院为什么要那么兴师动众呢？因为有些工厂用了柳市生产的产品出了事故。调查后我认为国务院下发文件是正确的，不整顿非出大事故不可。

我把乐清县委四套班子科级以上干部都集中起来当众表态，我们坚决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坚决整顿乐清无序的生产秩序，对已经生产还没有投入市场的产品一律收缴销毁，对已经投入市场的负责收回，杜绝劣质产品出柳市。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有几十家企业的基本生产条件还可以，他们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从生产实际出发，我们和市、县领导研究，从中选出条件最好的企业给予扶持，像现在的正泰、德力西都是当年被选中的企业。但是它们为什么制造不出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呢？当时很大的问题在于重要的原材料买不到，如继电器的开关等触头是要涂上白银的，可是那时国家对金银进行严格控制，一般企业买不到，所以他们就用紫铜来代替，这就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

于是，我提出“整顿、杜绝、打击、扶持”的工作方针：“整顿”生产不合格的企业；“杜绝”危害社会的劣质产品；“打击”严重违法乱纪的企业；“扶持” 基本符合生产条件，却因为原材料问题而导致质量无法达标的企业。

我把这“八字方针”向当时的省委书记李泽民汇报，他说：“松岳，你看着办。”

“八字方针”里的“扶持”，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也是最有效的扶持，就是解决白银来源问题。

陈慕华同志是我们浙江老乡，于是我打电话给她说：“慕华同志，有个事请你帮帮忙。”于是我就把乡镇企业的情况跟她讲了一下，她回复：“白银都是严格控制的，我们再研究研究。”我又去找了当时的浙江省人民银行行长陈国强。跟他讲明情况后，他说：“好的，柴省长，我跟慕华同志去说。你给她打过电话了，我再给她打。”国强同志当即就给陈慕华同志打了电话。就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破例批给了我们500公斤白银。我真是喜出望外，当下就叫翁礼华同志（时任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负责配合部委整顿处理乐清低压电器事件）负责择优扶持工作，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翁礼华带着这批白银到乐清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中央调查组对我们的“八字方针”和做法不太满意，检查组先找了李泽民书记，说要解决温州乐清的假冒伪劣问题，首先要解决省委柴松岳、翁礼华和市委领导的思想观念问题。幸亏我曾经向李泽民同志汇报过“八字方针”，他叫我不要有顾虑。

图为温州乐清湾大桥。徐瀚文 摄

假冒伪劣产品竟然骗到我这个副省长身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