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瞩目的美国对华关税战再度升级：美国屡屡挑衅之下，中国对美产品加征税率提至125%，而美国对华产品额外关税已达145%。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种种霸权行径，让美国盟友和“对手”都大呼出格。

对此，美国内部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过是延续了近20多来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战”路线，其战略核心在于：掌控全球化的“咽喉”（chokepoints）。前美国财政部制裁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在其新书中分析了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战”的起源、目的、手段及发展历程，认为：

从二战后建立的美元霸权（依托CHIPS、SWIFT等金融系统）到21世纪升级的技术封锁（半导体、EDA软件、光刻设备等），美国已将金融清算、技术标准、国际支付、航运保险等基础设施转化为战略武器。这一体系背后，是美国整整四代官僚的苦心经营。小布什时期创立“间接制裁”策略”；奥巴马时期将宏观经济建模纳入制裁；特朗普首个任期将中国技术崛起视为“经济侵略”，并以“301条款”开启贸易战，强化出口管制；拜登时期开展新一轮制裁，例如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等。他们跨越党派和部门整合资源，使经济战成为美国战略核心。而跨国企业和游说团体则是这场战争背后的“隐秘力量”。

如今，美国精英已基本承认，经济战尚未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必须坚持打下去，唯一分歧仅在于：选择“多边协调”还是“强力脱钩”。随着全球信任基础被侵蚀，未来区域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更危险的军事对抗——即便如此，美国恐怕也难以回头，而经济战这张牌，已成为其对抗和谋利的最大指望。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全球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在综合菲什曼新书及多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写本文，供读者参考。

【编写/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慧诺】

全球化的反噬：经济相相互依存成为美国的战略武器？

当今时代的国际秩序正被一种新的战略逻辑重塑：国家间力量的竞争不再主要依赖军事干预，而是通过对经济枢纽的操控展开较量。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战时代”已然成型。在这一格局中，全球金融与技术网络不仅是市场运行的渠道，更成为权力投射与胁迫工具的关键通道。

所谓“瓶颈/关键节点”（chokepoints），不再仅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霍尔木兹海峡这类地理上的战略要地，而是那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与标准节点。美国掌控着多个此类节点，无论是全球金融清算系统中的美元主导地位（如CHIPS系统）、国际支付通讯网络（如SWIFT）、还是关键技术（如半导体、操作系统、芯片制造设备）及全球服务（如海运保险）。这些渠道无一不是全球贸易与金融数据流动的必经之路。控制它们，就意味着可以授予准入、设置条件，甚至直接切断对某国或某企业的连接，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力。

这些关键枢纽并非一朝一夕构建，而是在长达数十年的商业拓展与地缘政治演化中逐步形成。美元地位的确立始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后通过“石油美元”安排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一步巩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结构逐渐稳固。银行家如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等人以赢得市场优势为目标，大力推动金融系统电子化，打造了如SWIFT和CHIPS这类高效却极度中心化的系统。这种集中化，虽出于效率考量，却也为未来的权力集中提供了技术基础。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财政部在反恐背景下，迅速建设起以“反恐与金融情报办公室”（TFI）为核心的新型制度能力。以斯图尔特·莱维为代表的财政官员推动将金融制裁工具系统化，最初针对的是恐怖组织与被孤立的小国如伊朗、朝鲜。但这一制度很快具备了更广泛的适用性。

随着中美技术竞争的加剧，美国逐步将出口管制武器化，不再局限于金融制裁。以商务部为主导，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制度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将对半导体、EDA软件、先进光刻设备等的管控纳入国家战略。这标志着从金融瓶颈向技术瓶颈的扩展，是对原有经济战体系的升级。

这些经济瓶颈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构成一个高度协同的权力网络。美元体系的全球覆盖使得金融制裁具备即时性与惩罚性，而SWIFT的信息控制则赋予制裁行为更大的精确性和透明度。即便是技术出口管制，也需要通过金融惩罚措施（如限制美元交易、开具巨额罚款）来确保其执行。俄乌战争期间推出的俄油价格上限机制就显示了这种联动：通过G7国家对海运保险与金融结算体系的把控，美国等国家成功将价格天花板延伸到本应“域外”的市场交易中。这些相互依存的枢纽，使得美国能够用非军事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复杂而强效的国家战略。

四代技术官僚接力，构建美国经济战体系

美国当代经济战的工具和模式，自“9·11”事件之后逐步成形，其主要推动者活跃于财政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近年新加入的商务部。他们设计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武器，建设起新的制度架构，在错综复杂的外交与国内政治环境中推动国家利益，使美国的权力投射方式发生深远转变。

这一历史可以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时期。2004年，美国财政部设立了“反恐与金融情报办公室”，由原司法部律师斯图尔特·莱维（Stuart Levey）出任首任副部长，尽管他此前鲜有外交经验，却成为当代经济国策的奠基人物。最初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但莱维很快将注意力转向伊朗等国家行为体。在美国对伊朗的传统制裁已失效的背景下，他开创了“间接制裁”策略，利用全球金融体系对风险的天然规避倾向，而非仅靠美国本土的直接禁令。

他与助手亚当·苏宾（Adam Szubin）发起一场“耳语战役”（whisper campaign），直接与国际大银行的高管和合规官交流，展示伊朗银行如何通过“去标识化”等手段掩盖其资助核扩散与恐怖主义的行为。相关情报经去机密处理后展示给银行，从而向其施压：若继续与伊朗业务往来，将面临重大法律和声誉风险。

与此同时，财政部对伊朗的重要金融机构——如萨德拉特银行和梅利银行——实施“阻断制裁”，切断其在美元体系中的一切操作，连此前允许的“U型交易”也不再例外。此类策略有效武器化了全球金融互联性，使大部分国际银行即便未受本国政府或联合国强制命令，也主动选择与伊朗“去风险”操作。

莱维在任期间，确立了TFI、其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以及独立情报分析单位在国家安全中的关键角色。2011年，他离职加入汇丰银行，协助这家因伊朗制裁问题面临巨额罚款的机构导航其合规体系，颇具讽刺意味。之后他亦参与主导Diem加密货币项目。

苏宾从莱维的助手成长为制裁执行体系的核心人物。2006年年纪轻轻便担任OFAC主任，主持伊朗制裁方案的具体落地。他代表了新一代“制裁技术官僚”——具备深厚法律和合规知识的官员，能够设计并执行复杂的经济惩罚机制。

当奥巴马政府在国会压力下决定将制裁扩展至伊朗原油出口与中央银行，苏宾设计出一系列新机制，如将伊朗的石油收入强制留存在海外托管账户中，无法随意动用。他后来也成为“伊核协议”（JCPOA）谈判阶段的关键人物之一，直接向国务卿克里简报，管理可能制裁解除的技术细节。最终他接替莱维成为TFI代理副部长，继续推动财政部国家安全角色的制度化发展。他的职业路径体现了专业制裁技术官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崛起。

戴维·科恩（David Cohen）在2011年接替莱维，成为TFI副部长。这位莱维的前律所同事，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前的“极限施压”阶段掌舵财政部制裁架构。他推动了制裁伊朗中央银行的决定，以及包含减油配额豁免与托管账户机制的复杂原油制裁政策，平衡了国会特别是参议员梅嫩德斯与柯克的强硬立场与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需求。其任期反映出制裁政策的日益复杂性，既要应对国内政治博弈，也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此后他转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财政部金融情报系统与传统情报机构间的人才流动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新的人物与制度逻辑登上舞台。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杰克·卢（Jack Lew）比前任更积极介入政策制定。他意识到，面对如俄罗斯这类高度互联的大型经济体，不能单靠法律和情报分析，必须引入宏观经济建模能力。他推动将TFI与财政部国际事务司（IA）更紧密融合，使制裁策略具备更强的系统性与前瞻性。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过度依赖制裁可能削弱美元的全球地位与这一工具的长远效能。

戴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危机期间亦崭露头角。这位曾在高盛工作、后进入财政部国际事务司的市场专家，提出对俄罗斯实施“精准切割”的部门性制裁方案，限制特定国有银行与能源企业在西方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旨在打击其中长期资金获取路径，而非粗暴封锁其整体经济，以避免市场恐慌。

他的设计展现了如何利用金融市场专业知识将经济武器精细化。拜登政府时期，他升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副顾问，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主导了对俄全面制裁的架构，推动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这一史无前例的决策。

外交在2014年的制裁行动中也发挥关键作用。国务院首次设立“制裁政策协调员”职务，由资深外交官丹·弗里德（Dan Fried）担任。这位长期研究俄罗斯事务的专家意识到：若无欧洲配合，对俄制裁将无效甚至适得其反。他创设“联络小组”机制，聚集G7及其他主要国家官员，绕开正式却缓慢的程序，进行灵活高效的非正式协商。这一机制为后来的G7经济安全协调奠定基础。

他在2017年退休，特朗普政府随后解散该职位，后在国会推动下重新设立。同样在2014年积极推动强硬制裁的资深外交官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后来亦在拜登政府回归高级职务，持续影响美国外交方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出现明显转向，聚焦于中国，并将“技术瓶颈”（chokepoints）系统性地武器化。时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这一转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精通中文的海军陆战队员，波廷格在意见分裂的政府内部担任了“翻译者”的角色，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更是对我国经济行为的战略性解读。

他推动政府将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全球扩张视为一种“经济侵略”，并主张将出口管制作为遏制我国技术崛起的核心工具。他是最早明确主张打击华为、剥夺其对先进技术获取路径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介入帮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了与中国围绕科技优势展开的大国竞争格局。

在贸易领域，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主导了对中国政策的根本转向。他长期批判自由贸易理念，尤其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在他看来，关税不仅是谈判工具，更是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的必然手段。他主导发起了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的“301条款”调查，为大范围关税制裁提供法律依据。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数十年来贸易政策路线的断裂，是对全球化共识的实质性挑战。

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则将其所领导的部门转型为美国经济战的核心执行力量之一。在面临来自企业界的游说与鹰派本能的拉扯中，他批准了对中兴通讯的禁售令，以及对福建晋华、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这些举措使得出口管制成为一项能够直接瘫痪目标企业、切断其与美国关键技术联系的强力武器。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因此地位跃升，成为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并驾齐驱的关键行动机构。

这些横跨不同机构与任期的官员共同构筑了今日美国经济战的制度框架。从财政部的莱维与苏宾确立技术中枢，科恩在危机中推动执行，卢与辛格将宏观经济战略引入制裁思维，到外交官弗里德搭建起多边协调机制，再到波廷格、莱特希泽和罗斯将技术竞争纳入大战略体系，他们的联合作为使经济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之中有的已离开政府进入私营部门，与自己曾打造的制度体系发生新的交集，但他们所奠定的制度与路径已深深镶嵌进美国对外战略的结构之中，形成一套既强大又复杂、充满风险的国家权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