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冯克 李浩】

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不断培养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

工作定了。从海宁职业高级中学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了5年园艺专业的“00后”毕业生朱俊杰，把手中几个聘书反复对比，最终决定留在实习单位世合有机农园。“现在我们承包了28个大棚，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短短两个月，朱俊杰已经迅速完成了从职教毕业生到返乡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我们的学生毕业就能就业、就业就是能手。”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方俊良告诉记者，不少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上其实“挺有市场”。今年，他们学校有3000余名毕业生，来校招聘的企业超过2700家、共5万多个岗位，可以说供不应求。

2021年11月27日，2022届毕业生参加嘉兴市数字化人才招聘暨嘉职院秋季校园招聘会。

又是史上“最”难毕业季！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而以“职业院校就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各地职业院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青睐的新闻不少，这与前不久“教育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公布的“十年来，我国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的消息相互印证，更与社会舆论场上长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争议”形成鲜明对比。

“大有可为的职业教育，为何想说爱你不容易？原因就是职业教育长期被污名化，被看作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委员对职业教育现状的剖析和建言，就曾引发网络热议，迅速登榜热搜。其实，去年“大体相当”的中考普职分流政策激起的这波社会焦虑至今未息。

事实上，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中，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而在职业院校中，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但据记者观察，居于这波焦虑中心的多是城市家庭，鲜有农村家长和孩子的声音；而网络上关于普职分流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对“大体相当”政策的偏激“声讨”，少有对政策出台初衷和未来走向优化的理性建言。

这不禁引发记者思考：舆论场中被淹没的职业教育“乡村焦虑”究竟是什么？与城市有何不同？又该如何抚平？

关于职业教育，乡村在“焦虑”什么

“宁去最差的普高，也别去好的职高。”每每有中考生在网络上发出普职选择之问，网友们纷纷现身说法进行劝退。前不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一经颁布，仍有媒体“蹭热度”地把其中“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普职分流”，并再度收割一批流量。

而被社会舆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考分流早不是新鲜事儿。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普职分流”和“大体相当”的概念：“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政策使得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以快速扭转。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专生”，曾是一代人的光环，那也是职业教育的高光时刻。这一时期，中专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能型人才，“上岸”难度完全不亚于现在的985高校，专业主要集中在工商财、农林水、医卫、师范四大领域，考上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虽然后来中专包分配制度取消、高等教育扩招等政策出台，中职学校生源和办学质量受到影响，但“普职分流”并未停滞。

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至2020年，我国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总体为4∶6。放眼世界，德国和新加坡在小学毕业和中等教育完成后都进行了普职分类教育。其他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英国等国，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大致都是4∶6。

而现今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同样来源于急迫的问题导向。

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加速转型，急需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将达48％，技术蓝领缺口更是高达3000万人。但普职教育长期结构不合理，导致就业和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凸显，“有文化没技能”“有技能没文化”成为企业和毕业生在招聘与就业时的双重尴尬。

“新的分流政策对学校影响不大。”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初中教师表示，中考后分流政策一直都有，但以前学生即使没考上普高，家长还可以通过交择校费、复读或进入民办高中等办法解决。重庆开州区某中学初中班主任李玲告诉记者，她认为是如今严格的招生和“双减”政策，让家长们感到“无计可施”，才愈发焦虑。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鄢彩玲认为，“双减”之下的普职分流政策其实对一些地区的农村学生来说相对利好，在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大的地区，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导致城乡学生在竞争上的不公平，现在砍掉了补习班等辅助工具，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学生相对更公平一点。

那么，关于职业教育乡村到底“焦虑”何在？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过一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等职业教育提出‘学农、爱农、务农’的办学方向，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类‘能人’、‘把式’，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可惜这场改革到90年代初无疾而终，整个教育纳入了应试教育和升学主义的轨道。”

政策调整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而政策取向自然能准确反映焦虑所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要“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投入”。

可见，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成后回到农村去，有能力、也愿意投身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