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徐俊】

观察者网：您在一次讲座中说，您读大学时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都要向西方学习，这也促使了您硕士毕业后前往美国读博士。可是在美国学习时，您又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请问是什么契机让您有了这样的感受？

倪培民：谢谢采访。我上大学是刚刚经历了文革以后。当时，我们那一代读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中国百废待兴，需要拨乱反正，需要改革开放，包括在许多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是那个时代从上到下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可以说没有这个共识，也不会有中国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那时的这个想法，至少就我本人而言，是有点片面的、单向的。我那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除了审美上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以外，其他很多方面是落后了。所以我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选择的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方向，希望能够从哲学上找到西方能够朝科学技术与民主法治方向发展的基因密码。后来我去美国留学，目的也是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

我在复旦读硕士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福布莱特访问学者，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教授，给我们讲授西方近现代哲学。他讲得非常精彩，加上他年轻帅气，风度翩翩，一口漂亮的英文。请不要见笑，他的英文遣词造句确实非常美，在美国人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我们很快都成了他的粉丝。

他说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时候，总是以赞赏的口气。当时我以为他是客气，好比一个人来你家做客，赞赏几句你家里的陈设和气氛，是礼节性的客套。多年以后我与他说起当时的这个想法，引得他哈哈大笑。其实罗思文教授是少数真心欣赏儒家思想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都与挖掘儒家思想资源有关。

正是通过罗思文教授的推荐，我在复旦获取硕士学位以后就去了美国康州大学读博士。而他给我介绍的导师柯普曼教授（Joel J. Kupperman）恰好也是一位对东方哲学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在柯普曼教授的要求下，我在读博期间就开始独立给康大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课程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要教学生，而且要完全用英文讲，于是我不得不重新仔细阅读中国哲学典籍，并参照许多读物来决定逐字逐句如何去表达。这与过去的读法是完全不同的，我是逼着自己去反复体会每句话、每个字的含义。而这个时候，自己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也比以往深入了不少，两相比较，对中西两个哲学传统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确实，从这以后，我越读越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越挖掘惊喜越多，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向了中西哲学的比较。

当然，这也是因为西方哲学界总体而言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价值认识严重不足，所以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与我同一代留学西方攻读哲学的人，后来大部分都转向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观察者网：您在谈到中西价值观时有一个观点，就是“互相借鉴、挑战和补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文明能向西方文明，比如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学到哪些东西？中国文明又能向世界贡献些什么？

倪培民：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可以比作武术中的不同流派和风格，它们各有长处，也各有局限。因此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孔子有个观点，至今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那就是各种德性都有其相应的“蔽”，用现代的话可以说是“盲点”。比如勇猛的人容易鲁莽，聪明的人容易油滑，仁慈的人容易被利用等等。反之，德性方面的缺点也往往伴随着相应的德性。比如张狂的人一般比较直率，狷介的人一般比较谨慎，天真的人一般比较实诚。德性与其相应的盲点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通常是跟随着而来的。（参见《论语·阳货》17.8，《论语·泰伯》8.16，《论语·子路》 13.21，《论语·里仁》4.7）。所以文明之间的互动，要注意互相的借鉴和补充。

中西价值观能够互补的例子很多。比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西方的因果观念。就这方面而言，西方的因果观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而逐渐演变成近代突出动力因这一因。打桌球时用杆击球，就是球入洞的动力因。突出这种线性的控制关系，为西方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观念基础，因为科学技术就是通过把握规律性，以最直接、最经济的途径来取得所期待的效果。但这种观念的普遍运用也导致了人类行为方式的简单化，习惯了对事物的简单控制。这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有很大的关联。

而一旦这种控制的行为方式扩展为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常规方式，就会把他人或者他国变为单向面的操控“对象”，从而激发对立和冲突。它也会使作为主体的人自身贫困化，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物化了的技术。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生化因果观把事物的发生发展看作是与周围环境整体互动的结果，就像一颗种子的内在性情在与土壤、水分、阳光等外在环境因素的互动作用下发芽生长。这种观念用得恰当的话，可以得到和谐共生的效果。但后者更像是一种艺术，需要顾及到各种情境的因素，不容易被规范化和技术化，其效用也不如动力因模式那样快捷直接。中医和西医就是这两种因果观念的典型范例。它们各自的特长与局限，就是互补的。

南通汉药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在配制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茶饮剂（图源：人民网）

再比如，古希腊文明认为人是理性自主的动物，基督教文明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种文化基因体现在教育方面，表现为从婴幼儿开始就让孩子“相信自己”，让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王子”或“公主”，因而美国的孩子总体来说一个个都很自信。面对陌生人，不管你地位再高，他不会觉得自己低你一头。其结果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它减少了歧视，提高了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和自信心。但它也有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美国的年轻人对自我的权益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所当然”态度，从而忽视了努力完善自己的必要和缺乏对于优秀的敬畏。它也容易滋长个人主义，对团体的责任意识比较薄弱。

相比而言，儒家文化注重培养孩子对优秀的敬重，注重个人在家庭和社团当中的角色，这有利于促进孩子的进取心和责任意识，有利于培养协作精神，但也容易滋生特权意识和等级观念。如果在想到自己是儿子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父母应该给我留下多少财产，而不是怎样去尽孝，在想到自己是父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女儿应该怎么服从我的意志，而不是怎么尽为父的责任，那么关系型的个人观可以比独立自主的个人观更加“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