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整理自缪鸿兴口述历史】

我与核电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

那一年，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被光荣地选拔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舰船电气专业的一名学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六点钟学校里都会有人吹起床号。一听到号声，我们就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运动短裤和背心，简单洗漱之后就到操场上去跑操。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 报告》，经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快速传阅后，最后由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从此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为了适应这样形势，为培养核潜艇动力装置的高级科技设计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的 海军工程系（三系）于1958年开始筹建核（原子）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318教研室），同时从学院抽调部分教员和在海军工程系舰船动力装置专业学习的学生到北京参加09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设计工作。他们于1960年全部被调回哈军工，参加筹建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1961年哈军工院系调整，将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318教研室）调入原子工程系（二系），更名为205教研室。

（缪鸿兴）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205教研室全体同志合影  第三排右边第一位是缪鸿兴）

205教研室设置了核动力（包括反应堆热工）、反应堆物理和屏蔽以及反应堆控制三个教研组。我成为了反应堆控制教研组一名教员。

205教研室于1962年培养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毕业生，他们大部分都从事于潜艇动力装置和核电设计工作，其中包括在我院工作的程万里、宫宏起和范霞飞三位同志。自1962年起，因09工程下马 ，只保留205教研室建制，学生全部转到其他专业，即所谓的留点缓办。在留点缓办期间，教员继续编写教材，以及搞点实验室建设。在 这期间，大部分教员都参加了四清工作和下连队当兵锻炼。于1966年到1967年初有部分教员还奉命赴北京参加09的设计工作，反应堆控制教研组的教员则转到原子工程系的其他教研室，参加原子弹爆炸测量技术研究教学工作，将面临第二次转专业的问题。

205教研室留点缓办已达四、五年之久，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问题。1966年底我们获知上海准备建设核电站，急需这方面的人才，而205教研室的教员与核电站设计需要的人才是非常对口的。经与上海市科委新三办联系同意后，又经主管部门国防科工委罗舜初付主任批准，1967年7月哈军工205教研室教员及其家属23人被正式调到上海参加728工程。我们成为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设计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中国核电设计建设第一代人。

（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  前身就是728工程处）

向周总理做汇报

刚到上海头几年，我们“122”小组（包括后来的“728”工程处）主要搞的是熔盐堆。我们搞了三年，发现这些瓶颈受限于当时技术实在难以突破，不得不放弃熔盐堆，把目光投向了可操作性更强的压水堆。

从1973年开始，我们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多的设计和研究，最终印证了它的可行性。到了第二年（1974年）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上级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议讨论这个方案，并要求我们728院派专人参会，负责向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与会领导、专家汇报。  

会派谁去呢？728院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我，讲“缪鸿兴，你要跟欧阳宇、赵嘉瑞他们一起去北京向总理汇报。”，我感到非常光荣。但没想到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两天，728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由你向周总理汇报728工程技术方案。当时我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自己头上的。虽然我当时参加了总体组的工作，对核电站总体设计方面的技术问题相当了解，但毕竟不是负责人。 匆忙准备了一下，我们一行人带着压水堆的设计模型前往北京。汇报头一天晚上，正当我忐忑不安地在心里来回“过”汇报内容时，又出了件烦心事：有人发现，我们带来的核电站模型控制棒无法驱动了。我当场急出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向总理交代？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围着模型转圈，七嘴八舌，最后终于让控制棒又动了起来。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了。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好。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的3月31日，我们一行人前往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我们从前门进，核电站模型则是盖上一块布单独从后门进。到达时整个会场已经坐满了来自中央、部委及各相关单位的近百余位同志。总理本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他的左手边坐着邓小平同志。

我向总理汇报的时候，是直接把图纸摊在地上的，人就半跪在地上，用手指着图纸做汇报。总理一看，马上让服务员给我搬了一个板凳，“你们要比我活的得长，会承担更多的任务。”他边示意我坐下，边意味深长地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总理那时已得知自己癌症复发的事情，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还是那么神采奕奕，那么充满活力。

总理最关心的，还是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高放废旧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听完我的汇报他问我。此外，他还问了赵嘉瑞同志关于废水如何处理的问题。随后，大家谈到了之前搞熔盐堆的事情。我们很难受地向总理汇报，之前搞得这种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三百万人民币。总理听了，摆摆手说：“300万花了就花了，就当做是教训费了。”

那场会开完，我们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我们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总理还亲自同意给我们拨了8000万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在当时，这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天价了。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个困难年代里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核电站事业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安全壳试验现场）

（堆内构件试验台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