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

其实，学历很卷的问题，在清代就很突出了。大家都读过《范进中举》——《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是清朝人，但写的是明朝的事。在明朝，范进中个举人，仕途基本上就有保障了，所以全家上下才兴奋成那样。但是到了清朝，中个举人就想做官，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还得考中进士才行；后来即便中了进士也常常得不到实职，需要漫长地等待候补。“仕途壅滞”的说法在清代的史料中随处可见。

对于世代从事科举的文人家庭而言，让儿子考中高等功名，也就是获得高级学历的压力非常之大。不少家庭设法送儿子去更好的书院读书，或者聘请名师指点儿子的功课。不少文人回忆说，自己从孩童时代就别的什么都不许做，就是寒暑不辍地勤奋读书，每天都要苦读到深夜，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的故事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只有少数人能考中进士。大家知道，会试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每次少则数千、多则万余人参加，最终也就录取个两三百人，这个比我们现在985、“双一流”的难度可是大多了。

有学者指出，清代文人之所以喜欢教女儿读书识字，和女儿吟诗作赋，就是为了转移儿子在科举方面形成的压力——如果儿子考不中的话，他还可以用女儿都文采斐然来证明自己的确是诗书之家。因此，清代出现了颇具特色的才女文化。大家读《红楼梦》就会深有体会，女孩子们个个知书达理、文采出众。

87版《红楼梦》剧照

从另一层面来讲，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固然能够让仕途更有保证，但这并不等于人生的成功。

清代的官员中，张廷玉中进士的名次比儿子张若霭要靠后得多，刘统勋的名次也远远落后于儿子刘墉，但他们的官职和对朝政的影响力显然都大大超越了儿子。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名臣中，真正的状元、榜眼、探花其实是极少的，很多屡试不第、最后勉强考中之人，反而后来大有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分低能的学生终究无法胜任激烈的官场竞争。

比如我说两个名字——黄观、钱棨，现场的观众谁听过他们的名字？黄观是明朝人，钱棨是清朝人，他俩是中国古代科举历史上唯二的“六元”状元，就是说在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妥妥的学霸无疑，但做官之后就政绩平平，这是他们并不是为人所知的原因所在。这几年，我们网络上批判小镇做题家，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而在多数的清朝人激烈竞争功名和官位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自愿退出了竞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了。

比如蒲松龄，多次科举落第之后，干脆不考了，在乡间树下摆个茶摊，让老乡们来讲讲神怪故事，就是宗师孔子所不屑谈及的怪力乱神，然后写成流传后世的名著《聊斋志异》。

对了，清代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子不语》，作者袁枚也是个“躺平主义者”，虽然中了进士，但33岁就辞官回家，隐居在自己的随园之中——当然前提是有点家底哈——每日赏花弹琴，读书会友，写写《随园食单》，告诉人们如何做好吃的，教几个男女学生。当时的随园女弟子是很有名的，出了不少女诗人，而且袁枚的女弟子多数家境殷实，这学费也是一笔收入，以及写出挑战当时的理学思想的《子不语》，相对于很多做了高官的进士同年，袁枚的人生成就和一生的自我实现度显然更大。

（清）罗聘《袁枚像》

从历史看现代，我想对年轻人说的就是：有学历固然是好的，但是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并非只有高学历才行，特别是纯粹为了学历而拿学历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赛道，在年轻的时候多进行一些探索，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开拓思路，积累见识，犯点错也没有什么，毕竟年轻时的试错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在读本科生、研究生们，要在大学这样的平台上好好享受学习的乐趣，感受知识的力量，领会大学魅力，不要一味追求高分、奖项、证书，那样就真的舍本逐末了，把大学教育高中化了。

有一种说法，70后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80后认为90后是“垮掉的一代”，而90后则认为00后是“垮掉的一代”。纵观历史，总有前人为后人担忧，总有“智者”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焦虑。但事实上，人类社会越变越好，新一代也总是超越了老一代。在大学中工作的我，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知，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学生们的素质越来越好了，他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也越来越强了，因此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古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值得称道的，但有些忧虑的确是完全没必要的，只是他们面对时代转型所产生的精神内耗而已。

所以，让历史映照现实，让我们一同尝试把握历史的律动与时代的脉搏。远离焦虑，唯有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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