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最新公开的一份政府机密文件显示，1983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期间，有英国官员曾考虑将港人搬至北爱尔兰居住。这个计划是由雷丁大学学者戴维斯（Christy Davies）提出。他在当年警告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后，550万港人将没有未来。但英国人果真在乎香港人的未来么？倒也不尽然。1946年，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建议修订《香港宪章》，以期使“本地区居民更充分、更负责地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但这次“宪政改革”的建议在被发往伦敦之后，却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拖延。这份改革方案最终还是被殖民地大臣放弃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不会引起英国选民的兴趣”。1968年，英国葛量洪爵士曾在一次未播出电台采访中更直白地透露了许多当时的内情：殖民地大臣利特尔顿“非常想否决该方案，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惟一关心的就是重新执政，而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本文节选自《香港史》，作者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译者王皖强、黄亚红。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5月第一版。

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1941年9月任香港总督，当年底被日军俘虏，曾被监禁于香港、台湾、沈阳。1946年5月复任香港总督，1947年5月退休。观察者网注）对代议制政治的好处深信不颖，无须罗景文的提醒。他的第一项举措是建议修订《香港宪章》，以期使“本地区居民更充分、更负责地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

杨慕琦爵士把香港称作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殖民地，这是意味深长的，预示着英国工党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态度。第二年，英国承认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关于香港的建议没有这么引人注目，杨慕琦爵士详细阐述了一份计划，把“重要的政府职能”转交给“一个基于完备代议制的市议会”。这项建议以“杨慕琦计划”闻名，虽然杨慕琦实际上只是转述一个殖民地部战时委员会撰写的意见。在伦敦英商中华社会的那些香港大班的支持下，该委员会建议把市政局彻底改组为一个民主机构，同时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权。

总督做出决定之前，要求全体居民充分讨论，以便能够在是年年底之前最终确定方案。政府收到不少反馈意见，8月26日，杨莫琦爵士公布了令人满意地达成一致的方案：立法局三分之二的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华人与非华裔人选各占一半，其余席位由代表团体任命。在立法局，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人数相等，从而使总督掌握了否决权。作为代议制机构，市议会的长处在于可以把选举权扩大到全体成年人，不论是否属于英国臣民，而立法局的投票权被认为必须限于只占总人口一小部分的英国臣民。

这些建议迅速发往伦敦，从此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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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虽然给人一种香港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印象，详细的议案却花了3年时间才制订出来。1949年11月30日，工党议员伍德罗·怀亚特质问道：“为了长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当时已是殖民地大臣的阿瑟·克利奇琼斯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迅速的进展”。次日，他又受到另一位工党议员的质问：“他是否认为香港确实不必有某种民主立法机构，市议会的或其他形式的民主机构？”琼斯只得表示愿意看到香港建立民主机制，还补充说：“制定政体并非一蹴的事。”

最终提交立法局讨论的方案只涉及行政局，方案规定了一种十分复杂的选举体制，居民是否有选举权取决于国籍、居留时间和文化程度，结果大约有1万人获得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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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出自罗景文爵士之手，他再度成为香港事务上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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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过程中，罗景文梳理出香港宪政改革必然面临的首要难题：种族问题。英国臣民的人口资料是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所属的种族背景如下：华裔61640人，欧裔6636人，欧亚混血717人，葡萄牙裔1089人，印度裔3331人，其他民族453人，总计73866人。

英国臣民仅占香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完全不具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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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巨变，加剧了香港人口成分的失衡。对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马上着手进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消灭共产党人的未竞事业。美国深信有一个莫斯科领导的共产主义阴谋，继续向国民党政府输送大量援助，担忧香港可能引发潜在的进一步冲突。1947年3月，美国驻伦敦大使提出，这个殖民地应在“一个确定的时间”“体面而大度地”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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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北平落入共产党之手。4月、5月和10月，南京、上海和广州相继被共产党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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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香港人口增加到236万左右。这些难民既有广州的，也有来自更远的地方，上海难民尤其把宝贵的人才带入这个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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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取代工党，英国推行非殖民化的热情显著消退。不过，1952年5月16日，在葛量洪支持下，新任殖民地大臣奥立弗·利特尔顿仍然把经过修正的杨慕琦计划提交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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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新举措公布前夕，一个包括立法局、行政局最重要的议员在内的代表团造访了总督，请求总督“终止这个将毁灭香港的疯狂举动”，他们表示，“没有人真正要求”扩大选举权。仅仅数月之前，葛量洪才告诉殖民地大臣，要求改革的“骚动”极其强烈，乃至他认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此刻他却接受了代表团要求放弃该方案的建议。消息传到殖民地部，官员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只得缴械投降：‘葛量洪，内阁批准了你的方案。’”利特尔顿并不介意告诉内阁的同事说自己改变了主意，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打扰内阁……（在与那位总督讨论后）我提议不再推行这些改革，等到条件更成熟时再说。”

葛量洪爵士在自传中写道，殖民地大臣同意放弃宪政改革，原因在于“这个问题不会引起英国选民的兴趣”。1968年，他在一次未播出电台采访中更直白地透露了许多内情：利特尔顿“非常想否决该方案，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惟一关心的就是重新执政，而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1951年时，情况确定是这样，以后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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