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平台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对我们现在的创业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不会重新定义中国的创业格局？

李力行：就业是受别人雇佣，创业是自我雇佣。原来它们好像是两个极端，但现在很多平台就业处在两者之间，不再是“要么被别人雇佣，要么自己雇佣自己”。

一方面，创业者不再是完全地受雇于别人，他可能服务于某个平台，但自主性比较强；另一方面，很多事情都是借助平台来实现的，此时创业的性质就变了。

现在很多人创业，并不是白手起家组建公司、招募人才、购买设备，然后开始生产经营，更可能是创业者在平台上注册接单、利用平台招募零工、将一些服务通过平台外包出去……很多是一种基于平台的创业，这使得传统意义上对创业的定义可能需要发生改变。

将创业和就业结合在一起来看，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构成一个很丰富的图谱。在平台经济的作用下，这个图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人们可能选择固定单位就业，可能选择彻底地、独立地创业，也可能依赖平台创业，还有可能依赖平台从事零工……总之，选择会变得更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这个基础上，平台经济能否发挥降低创业风险的功能？

李力行：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机制。

第一个方面，以前创业风险很高，选择创业意味着放弃了各种机会，而且失败后可能会破产。现在创业失败之后，创业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份零工，获得基本的收入保障。比如疫情这两年来，很多以前的创业者，如今在开网约车。平台经济衍生的零工形式，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收入安全网。

从这个方面来说，平台经济是可以打消创业者后顾之忧、促进创业的。当然刚才我们也聊到，很多人可能决定不再独立创业了，而是依赖平台寻找一份不那么独立的工作。因此平台经济对创业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各个行业、各个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观察者网：“零工”就业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应用程序的按需工作”，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司机。这部分劳动者身处平台和消费者中间，身处算法和人性中间，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困难在哪些地方？

李力行：劳动者和雇主之前是一种合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激励机制等等，一般都比较明确。但算法往往是隐性的，最后就出现了社会上常说的“被算法困住的骑手”等说法——零工就业者对算法不了解，但是为了多挣钱，他们就要按照算法的设计来工作。

算法是没有“人性的”——它当初的设计可能是出于提高效率的愿景，但是它不够灵活。大平台的算法一般都是企业的核心资产，通常也不会做大的调整。困在算法中的零工就业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过度劳动，也可能会被过度激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还涉及到算法伦理等问题。

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这背后的本质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面向劳动者，我们国家原来使用的是“劳动二分法”，它对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全职员工，还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全职员工”是以单位为基础的就业模式，它通过用工单位来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的公共服务。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就业变得更灵活化、零工化，很多人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五险一金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政府公共服务，劳动者无法公平地享受到它们。我把它概括为：原来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遇到了不以单位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根本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与几亿农民工进城对公共服务体系带来的挑战进行类比。农民工进城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户籍和常住地是分离的，在原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下，你在户籍地享受公共服务，比如在老家可以报销医保、领养老金……但是你在常住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可能这就可以类比现在的情况：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观察者网：能否谈谈您的政策建议？

李力行：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原来是在五险一金里面的，不能单独缴办，你必须要整体缴纳之后才能享受。整体缴纳五险一金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可能占到了一个劳动者用工成本的30%—40%。

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这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广东省2021年发文明确：非劳动关系的特定从业人员，不要求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可由所在从业单位以“自愿”为原则单项参加工伤保险，其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从长远来看，这最终可能还要涉及到养老保险的问题。养老保险涉及养老金，用工单位和雇员分别缴纳养老金，合起来占比要超过用工成本的20%。在灵活就业的趋势下，就出现了“谁来缴纳养老金”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开辟一些新途径。

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账户，要把它做实，要让人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携带、可移动。劳动者就业是流动的、灵活的，它不是只针对具体的一家企业，甚至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为此可能需要设计一些更加适应灵活化和流动化就业的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比如能不能做一单生意、接一单活，相应的报酬里面，就能够体现出哪些部分是用来缴纳养老金的？这可能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受访人简介：李力行，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研究兴趣包括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本、公共财政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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