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人权和技术泄露这些问题老调重弹后，沃尔夫在2011年NASA的拨款法案中增加了禁止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的条文，而这一条文至今没有松动迹象。在通常被称为“沃尔夫修正案”的排华法案生效的情况下，NASA无法在载人航天领域与中国合作，自然也就无法同意国际空间站向中国敞开大门。于是，国际空间站的所有参与国对于是否接纳中国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使得我们国家无法参与到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中。

对于这种状况，并不能简单的说成“NASA拒绝与中国合作”。实际上，包括时任NASA局长博尔登在内的诸多专业工作人员对于推动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为这件事制造障碍的以沃尔夫为代表的、对太空一无所知但对反华充满热情的美国政客认为，限制中美在空间领域的合作将削弱中国自身的航天能力，逼迫中国“改善”自身人权状况也能让美国继续保持在空间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们天真地以为，没了从美国“偷取”的技术，中国人什么都搞不成。

为了证明自己的偏见，找不到事实的沃尔夫们不惜制造“事实”。2013年，沃尔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炮制了NASA承包商的中国雇员江波（Bo Jiang 音译）偷窃NASA技术文件的假消息。在沃尔夫的影响下，FBI在江波即将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前将其逮捕，而NASA也经历了一场大折腾：其存放公开科学技术报告的NTRS服务被迫下线，其内容被逐一审查；NASA内部来自特定国家的外国雇员也需要进行额外的安全审查。

结果，FBI调查后发现江波是无辜的，NASA内部的折腾也没有得到沃尔夫想要的结果，而编造事实浪费大量行政资源——也就是美国纳税人的钱——的沃尔夫依旧稳稳当当地做着他的众议院和委员会主席。然而，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NASA在所有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以免再惹上麻烦。

对于沃尔夫的所作所为，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不以为然。《时代》杂志、“外交政策”、“太空政策”等网站上都发表过评论文章，将沃尔夫在太空领域的排华、反华形容为坏主意（bad idea)、荒谬（ridiculous）、愚蠢（silly）、幼稚的政治（childish politics)。有些评论站在人类合作发展的角度，批评沃尔夫的政策耽误了两大太空强国联手探索太空的事业，还给其他各国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难题。

即便是那些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讨论问题的文章也认为，中国从来就不会因为外国的排斥打压就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沃尔夫的法案非但没有让中国服软，反而逼出了一个太空新势力，让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变得岌岌可危。

本来，美国人还可以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全方位考察中国的太空能力和航天系统的运作方式，甚至将中国的航天活动限制在美国的技术体系内。但沃尔夫的法案让美国人丧失了这些机会。

就在沃尔夫修正案通过的几个月后，我国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空间站工程正式立项是2010年的事，比沃尔夫的法案早了一年。也就是说，并非沃尔夫逼出了一个空间站强国，而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心依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个空间站强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只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支线选项。无论美国人接不接纳我们，我们国家都会完成“主线任务”，发展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广泛而开放的国际合作。

目前已经确定的空间站实验项目已经吸引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与我国开展合作。而一旦时机成熟，其他国家甚至可以将自己设计制造的舱段对接到中国空间站上。据公开论文报道，我国由三个舱段组成的空间站预留了未来扩展到六个舱段的能力。其他国家如果想利用中国空间站的平台开展自身的研究工作，除了要在合作意向上与我国达成高度一致，还要严格按照中国空间站的标准设计制造相关设备才能上天。

从当初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到称为近地轨道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我们在空间站工程上的进展既是可喜可贺的技术成就，又印证了一个一再被印证的道理：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是比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接轨更重要的事。当自身的本领足够硬时，世界会主动与我们接轨。这可能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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