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化的社会

按照佐藤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年算是个较为右翼的人。今年30岁的他算是代表了整个抗议会场最年轻的世代，几年前他刚大学毕业时，正值中日钓鱼岛问题白热化的时候。“自那以后一提起中国，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没有不讨厌的。”他说。

由日本“言论NPO”组织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推行的《日中共同舆论调查》于12月14日发布，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日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大约占全体日本人的11.7%，而去年仅为8.4%。《读卖新闻》社的报道称，这是近年来第一次该比例回复到了“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以前的水准。

“当时面对领土问题，日本的政治家和媒体一直在渲染，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一种中国会打过来的隐忧，从而产生一种激进民族主义的爱国心。”佐藤说，“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日本在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还是像殖民地一样，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年轻人渐渐淡忘战争，所以他们很容易偏向右翼。”

防止抗议激化、装载预备警员的防爆车

去年，佐藤的妻子刚生下孩子，这让他在面对问题时多了一份考量。此时，安倍政权的改宪提案日渐成型，佐藤的立场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以前我只是想着不能退缩，那样考虑实在太不成熟了。现在想来，如果战争爆发，到时候自己的儿子也要上战场，我不敢想象那个画面。”他说，“以前的自己并没有战争的真实感，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

更让佐藤担忧的是，整个社会正逐渐走向右翼，淡忘战争的年轻人和不珍惜和平的政治家越来越多。“现在的日本社会很奇怪，你在网络上就会发现，只要你表示反对安倍改宪，他们就会骂你是‘臭左翼’，这很可怕，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是中立的，就像我一样，只是想要守护和平的生活。”佐藤说，这次抗议活动在推特上被骂称是“臭左翼”组织的“卖国运动”，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几乎都是一般日本人，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这个社会越来越极端，不是左翼就是右翼，这样的两极化社会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极端。”佐藤说。

与防爆车对峙的抗议人群

守护和平宪法的老年人

正是因为考虑到如佐藤说的，那些没有战争记忆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小野来说，他这样有着战争回忆的老年人来守护和平宪法再合适不过。

今年80多岁的小野来自东京某NGO组织。他的两个儿子，长男自己创业并小有成就，次男在大学当教授。明明应该安享晚年，但他却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否认历史、不珍惜和平，我就坐不住。”他说。

事实上在50多年前，小野先生正在读大学时，他就曾参与了1960年日本的反安保法运动。“像我们这代的日本人，对战争是深恶痛绝，心里只希望能够和平。”在他看来，不管是50多年前的安保法还是现今的改宪，这都是对日本人企望和平这一心愿的侵犯。“我们历史上给中国、朝鲜造成了那么多伤害，本国也承受了悲痛，我们希望的是自由和和平，而不是被强拉着上战场。”他说。

抗议现场举拳高呼

小野先生的父亲曾作为补充兵员，1944年被强征入伍前往吉林长春，后在苏联突袭关东军的战争中被俘虏，原本要被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役，但是因为长春当地中国人的保护而幸免于难，最终逃回日本。“我的父亲是逃过一劫，当时在西伯利亚不知死了多少日本战俘。”小野说。

当时，小野的父亲作为一般市民，收到来自军方的赤信时（二战时日本军部强征一般市民时会邮寄红色信纸的通知给强征对象，民间用赤信来代称此行为），父亲脸上露出的悲伤的表情至今还停留在不满10岁的小野的脑海里。“在日本宣布战败后，日本陆军丢下了当时滞留在中国东北的很多一般日本人，自己逃回了日本，我父亲就是被他们留在了那里。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可怕。”他说。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对战争的记忆，他对战争非常痛恨，也对中国怀有负罪感。“现在我们还有和长春的那个家庭保持联络。当时非常多长春人帮助了被军方留在那里的日本人，我们很感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我希望年轻人要承认日本犯过的罪，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和平的可贵。”小野说，只要自己还活在世界上一天，他就会努力守护和平宪法，传递战争的记忆。

实际上，抗议会场上超过90%都是年纪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对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佐藤说，自从他转变立场后，参加过的抗议活动主体都是老年人。“明明是为了日本的年轻人和未来而制定的和平宪法，现在只有老年人在守护，多么讽刺啊！”他苦笑着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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